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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的中國

http://www.CRNTT.com   2010-04-06 08:15:06

台北外雙溪錢穆故居素書樓，外觀相當典雅。（中評社李仲維攝） 　　   　　新文化運動讓我沉醉的是它的激進因素，是那種將傳統一股腦兒扔進“歷史的垃圾桶”的豪邁。“進步”，在我們的詞典中是至關重要的，不管大學與中學政治課是多麼空洞乏味，我們其實都是黑格爾的線性歷史的信仰者，我們要不斷拋棄陳舊，進入一個新階段；為了一個更光明的明天，我們可以對昨天與今天毫無眷戀，甚至殘忍異常。  　　中國傳統看起來早已無力面對現代的挑戰。魯迅的大部分篇章我都沒了印象，卻始終記住他對青年的告誡——多讀外國書，少讀甚至不讀中國書。線裝書理應被扔進茅房，儒家禮教中只寫滿了殺人，傳統中國就是裹著小腳的媳婦……“傳統”與“現代”在我們的談話中被濫用，似乎真的存在著那麼一個時刻，所有的東西都改變了，帶有現代意味的都值得讚揚，而任何“傳統”都是阻礙，必將被歷史的車輪碾碎。  　　在我閱讀所及的20世紀中國文化史中，錢穆混雜於一群人名中，他被提及，卻似乎從來不與時代旋律相關，他是少量對舊世界如此鐘情的頑固派，在李敖的記錄里，他在晚年時還為蔣介石唱頌歌……  　　對錢穆的初次探索不了了之，甚至羅老師在我內心短暫地激起的中國文化的青春期熱情也迅速消退了——諸子百家、魏晉風度與我所生活的現代中國看起來毫無關聯，阿諾德.湯因比或者Google兄弟比他們更有力地影響了我的思想。  　　是史景遷促使我再次對中國傳統產生了興趣。“做中國人意味著什麼？”在對鄧爾麟的《錢穆與七房橋世界》的書評中，史景遷詢問說：“究竟怎樣一種價值觀念，或者怎樣一種文化，與歷史的經驗和共同的民族起源相互影響著，將中國人緊緊地維繫在一起？”  　　在一個標榜全球化的時代，認同危機卻覆蓋到每一個角落。在一個你可以隨心所欲地克服地理障礙的時刻，人人都在為自己的身份焦慮不安。  　　這些危機有一些源於古老的傳統，另一些則是由一個嶄新的全球性的時代帶來的。人口的快速流動、相對價值觀的普及、不同文化間的融合，這一切卻使人們更加迫切地想知道：“我是誰，我的截然不同之處是什麼……”不同的國家依賴不同的方式尋找獨特性，塞繆爾.亨廷頓寫道：“日本人在痛苦地思索，他們的地理位置、歷史和文化是否使他們成為亞洲人，而他們的財富、民主制度和現代生活是否使他們成為西方人。伊朗一直被描述成‘一個尋求自己特性的民族’。南非也在‘尋求特性’，土耳其處於‘獨特的特性危機’，俄羅斯處於‘深刻的獨特性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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