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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政變，誰哭到最後

http://www.CRNTT.com   2013-07-16 12:32:45

難產的過渡政府 　　應該說，政變的社會基礎是較為廣泛的：“廣場派”、世俗自由派和民主派、光明黨都不同程度對政變表示支持或默許；埃及遜尼派穆斯林最高聖地—愛資哈爾清真寺大阿訇艾哈邁德.塔伊布，科普特基督教會“教皇”塔瓦德羅斯二世（Theodore II）這兩個在埃及社會享有崇高聲望的宗教領袖，在政變前後均對軍方的行為表示理解。 　　與之相反，兄弟會遭到重創。政變爆發後，軍方迅速逮捕了一大批兄弟會政要，除穆爾西外，還有最高權力機構“執行辦公室”的負責人、據說是“首席輔導員”的穆罕默德.巴迪，被公認為穆爾西後台的兄弟會“導師”、兄弟會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卡伊拉特.查特，正義與發展黨負責人卡塔尼，兄弟會著名活動家巴尤米等，總數據稱多達300餘人。此外，軍方還迅速封閉了為兄弟會鼓吹的“半島-Mubasher”和“Misr 25”等5家電視頻道。 　　不過，兄弟會迅速緩過神來，發動了強有力的挑戰。政變爆發一刹那，尚未被拘捕的穆爾西就通過網絡譴責軍方，號召“和平抗爭”；在得知軍方解除穆爾西總統職務後，兄弟會要員穆罕默德.貝爾塔基迅速接受半島電視台電話連線，指責西西犯下“叛國大罪”，並揚言埃及“即將爆發內戰”；7月4日，兄弟會分支“伊斯蘭聯盟”發起“星期五抗議”倡議，首個周五在全國範圍內爆發的衝突導致至少37人死亡，超過1400人受傷；4天後，支持兄弟會的示威者在開羅共和國衛隊營房門前和軍警發生激烈衝突，導致至少51人死亡，435人受傷。兄弟會和軍方相互指責對方應對事件後果負責。 　　種種跡象顯示，軍方無意在政治前台久留。他們並未如以往那樣，在政變後成立軍人執政機構“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或“國防委員會”，而是讓中立色彩明顯、口碑較好且名氣不大的代總統當天上任，並請回了兩天前宣布辭職的穆爾西政府外長阿魯姆。 　　正如一些國際分析家所指出的，埃及政變後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埃及人不得不忍受能源、燃料和水的短缺，生活成本不斷上升。7月5日，世行總裁金墉對埃及經濟狀況表示擔憂，標準普爾已將埃及主權債務評級降至高風險的3C，而IMF有爭議的48億美元紓困款，也因政變的爆發和政局的不穩被推遲撥付。在此情形下，軍方越早轉入後台，由文人組成的過渡政府越快成立，對各方越有利。 　　正因如此，政變僅3天，7月6日，代總統曼蘇爾就宣布任命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巴拉迪為過渡政府總理，但幾小時後便矢口否認；次日，他又試圖任命埃爾丁為總理，巴拉迪為副總統，但同樣無疾而終。 　　這已經是巴拉迪第若干次和高級領導人職位擦肩而過：“尼羅河革命”期間他曾被外界認為是穆巴拉克之後的埃及新領袖；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AFSC）奪權後他出任臨時政府首腦的呼聲一度最高；2011年底“二次革命”期間他被傳與軍方達成妥協，將出任總理收拾殘局；兄弟會贏得一系列選舉、公投後，他要求軍方將權力先移交給以他為首的過渡政府，然後再組織修憲和選舉；此次政變成功後，他作為“救亡陣線”旗手，再次成為臨時政府首腦的熱門人選，迄今尚未能如願。 　　之所以如此，正如一些評論家所指出的，巴拉迪雖然在海外擁有很高人氣和知名度，但在埃及卻曲高和寡。自由民主派在埃及本就是小眾，還分成“自由派”和“民主派”兩部分。巴拉迪自稱“民主派”實則是自由派，由於支持者勢力單薄，他們普遍害怕普選，在長達17個月的後穆巴拉克過渡期裡，他們多次抵制立法選舉和總統選舉，甚至要求當時執政的軍方直接將權力交給由他們組成的“過渡政府”，鬧出“民主派害怕民主”的笑話。由於實力單薄又熱衷掌權，巴拉迪在過去兩年半中曾多次和不同政治派系聯手，兄弟會、廣場派、軍方，都曾在某一時刻受到他的歡呼，也都曾在另一時刻受到他的指責。這樣一個人選，為眾多政治勢力所不放心、不信任，也在情理中。 　　埃爾丁是穆巴拉克時代一名著名投資經理，是中左翼溫和派領導人，同樣是“救亡陣線”成員，其代表性甚至還不如巴拉迪，巴拉迪提名行不通，埃爾丁就更不行。 　　在去年的總統選舉中，巴拉迪、埃爾丁得票率都在前五名之外，可謂名落孫山。這樣的人選，固然可以滿足國際社會“文人政府”、“還政於民”的需要，也容易獲得同情和認可，卻缺乏國內的高認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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