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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嶸：社會矛盾是再改革動力

http://www.CRNTT.com   2012-04-26 10:27:11

群體性事件出現了新情況 　　時代周報：近年來，中國社會的利益格局發生了顯著變化，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維穩的成本不斷攀升，但地方衝突仍然不斷，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于建嶸：總的來講，近些年群體性事件在增加，到了去年，情況又不一樣了。原來大多是針對個體的維權，去年以來，出現了一些特別的情況，就是農民工的騷亂引發的族群矛盾，這些事件表現了社會的容忍度在降低，老百姓缺乏安全感和方向感，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情緒越來越需要宣洩。這與去年的經濟形勢有關，去年整個股市低迷，社會沒有一種往上走的感覺，由經濟原因引發社會心理變化。 　　尤其是農村問題突出，過去農民的抗爭主要是抗稅，取消農業稅以後，矛盾的焦點集中在土地問題上。總體而言，國家與普通農民的關係在改善，但在城市周邊地區，政府與被徵地農民的關係在惡化。而稅費與土地對農民的意義是不一樣的，稅費只是拿走農民的一部分財產，而土地卻是拿走農民的命根，所以土地問題鬧得越來越嚴重。另一個問題是環境污染，農村的環境問題在惡化。還有一個值得擔憂的現象是利益格局的變化，取消農業稅之前，衝突當事人只有農民與政府，而現在還有企業加入，更為嚴重的是湧現了大量黑勢力。過去為了收稅雖然也有一些地痞流氓，但不是黑社會，現在為了徵地和拆遷，出現了許多黑惡勢力，所以整個農村出現了利益交織的局面，農村問題占了群體性事件的80%以上。地方政府與大公司聯合，結果就是弱勢者利益受損，利益集團獲得超額利潤。 　　要把土地權利落實到農戶 　　時代周報：農村已成為中國社會衝突的集中爆發點，儘管政府三令五申要保障農民的權益，但他們的土地和房屋等還是不停地受到侵犯，其根源是否在於農民對土地沒有所有權？ 　　于建嶸：沒錯，中國農村最關鍵的問題不是發展問題，也不是選舉問題，而是財產確權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特別是小崗村改革以後，農村發展已經走上了自我發展道路，全世界農業都是這條道路。今天中國的農業問題與其他地方不同之處就在於財產關係，包括土地、林地、礦產等，現在農民的土地被賣，出現貪污腐敗，都可以歸為財產權得不到確認。假如財產關係非常明確，選誰不選誰，大家不會爭，腐敗問題也就不存在了，選舉問題也沒有那麼重要了。對農村集體財產進行一次全面清查，通過制度性安排量化村民各種權利特別是財產權利，嚴格限制村委會集體財產處置權。 　　把這個問題解決以後，再來考慮鄉村社會的建設，突破村莊公共生活過度政治化誤區，逐漸削弱村委會行政職能，充分發揮其社區治理功能，並培育村莊社區組織的多樣性和服務性。之所以要建立鄉村組織，一是政府為了控制農村，不要亂，二是所謂“提供公共物品”，管理好實體財產，當實體財產不存在的話，那就主要是社區生活問題，比如修路、打掃衛生等，在台灣地區，村長就是做好事的人，當了村長就帶領大家一起搞衛生。而我們這裡，當了村長之後，政府要發工資，村長還可以賣地，一旦有利益之後，大家肯定會去爭奪。所以要把社區生活與政治生活分離。 　　時代周報：但土地確權是否與《土地管理法》等上位法，對土地進行國有和集體的劃分相衝突，上位法不進行改革，土地權利改革如何改得動？ 　　于建嶸：實際上，去年11月中央政府已經講了，很多人沒注意。國土資源部和中央農村工作小組聯合下發文件，講到包括宅基地、耕地、建設用地都要確權，只不過是確立到村小組，沒有確立到個人，雖然還不夠，但是起碼進了一步。實際上，確權沒有很多人想的那麼複雜，我到了江西所有的林權確權改革點，林權已經確認到農民家裡，老百姓自己就分了。他們也不叫“所有權”，搞得很模糊，就是使用、占有、收益、處分權都歸農民，但實際上所有權就是這四大權力，可以轉讓、抵押、買賣，這就可以了。 　　其實，現在在意識形態上已經沒有阻力，我們要把土地權落實到農戶，但不提私有化，因為一提就有意識形態的爭議。在操作手段上我們也有經驗，法律的依據也有，只不過現在中央規定確立到小組，而我主張確立到農戶。現在農民的土地為什麼賣不起價格？就是因為地不是農民的，如果地權確立到農戶，那價格自然就會變高。台灣的農村改革就是這樣開始的，很多農民把地賣了，就到城裡開工廠去了，而另一批人農地就增加了，最後種地的種地，當工人的當工人，而不是把過多的勞動力捆綁在土地上。 　　實際上，只要中央下決心，地方就沒有辦法。只要老百姓不同意賣地，地方政府就沒權力去搶奪農民的財產，這樣農村的矛盾就解決了，這項改革會有困難，但是已經有林權改革的操作經驗，政府只需做好裁判，定好劃分規則，讓老百姓自己去分就好了，農民可以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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