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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三自運動　破台灣“同心圓史觀”

http://www.CRNTT.com   2019-11-27 00:07:35

三、最低層的“勞務存在” 　　相形之下，“台灣之塔”碑文的用字遣詞反映出一種偏頗的歷史觀點，不僅扭曲了歷史事實，而且無法說明當年台籍日本兵的艱難處境。二次大戰前，日本認為其殖民地的土地為日本國的一部分，但人民則有區別。日據時代，台灣人稱“本島人”，日本人叫“內地人”；日本國內的法律稱為“內地法”，台灣朝鮮殖民地實施的為“外地法”，日本內地為依“帝國憲法的規律施行一般統治的地域”，而外地則為日本帝國憲法不涵蓋的“一般統治的例外”（所謂異法地區）；其內容係殖民地長官（台灣總督）發佈代法律之命令（律令），或由日本中央政府以天皇名義發佈之敕令把日本本土之法律（一部分或全部）施行於台灣的法律。 　　日本人認為當兵是日本男兒的“本望”（願望），非日本人不可當“日本兵”。二次大戰之初，台灣人並沒有資格當“日本兵”，衹能當“軍屬”或“軍伕”，到中國大陸華中、華南、華北各地，協助日軍作戰。“軍伕”擔任炊事、衛生、搬運“兵站物品”等後勤工作。“軍屬”則大多為中學校畢業生，懂當地語言，擔任通譯、宣撫或調查工作；兩者都不是武裝部隊內的編制，不准攜帶武器。在日軍“軍人、軍馬、軍犬、軍屬”的嚴格序列中，“軍伕”和“軍屬”衹能算是附屬日軍的最低層勞務存在；統計1940年台灣人軍伕的工資為一百圓，而日本二等兵薪資為六百圓，毫無“平等”可言。 　　到了戰爭末期，日本為了補充兵員不足，開始在台灣徵“志願兵”。“志願兵”並不是日本兵。日本兵入伍後，原服務單位必須保留薪資給其家屬作為生活費，“志願兵”因為是志願的，所以沒有這種待遇。萬一戰死，也領不到撫恤金。根據日本厚生省的記載，從1937到1945年間，台灣總督府總共招募了軍屬、軍伕12萬，軍人8萬，總共20萬；其中3萬多人陣亡。 　　在台灣志願兵中，有一些人被派到南洋去當“盟軍戰俘營監視員”。他們所受的“基本軍訓”之一，就是學習如何打耳光。到了南洋之後，他們“穿著英挺的日軍制服，背著上了刺刀的步槍，在俘虜營前站衛兵”，命令被日軍俘虜的盟軍士兵“挑砂石、挖地洞、採銅礦、建機場，在最飢餓的狀態下做苦役”。在必要時候，他們也會在日本軍官的指揮之下，凌虐戰俘。這種在武力挾迫下的行動，可以說是“犧牲一己性命，守護他人之義舉”嗎？“無論時代如何變遷，族群國家如何分隔”，“台灣之塔”希望台灣人不要遺忘的究竟是什麼？ 　　戰後的紀錄顯示：盟軍在日軍俘虜營中總共有35萬人，每100名俘虜中有27名死亡，是盟軍在德國和意大利戰俘營中死亡率的7倍。在戰後的審判中，有173個台籍“日本兵”被起訴，其中26人列為“甲級戰犯”，被判死刑。另外7個人因為“於北婆羅洲的美里及其附近，射殺及刺殺46名俘虜”，一審被判死刑，一個月後再審，改判10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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