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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再複：我和李澤厚不否定革命歷史合理性

http://www.CRNTT.com   2011-09-17 09:32:15

財新《中國改革》：請問你對中國未來20年的發展有何預期？ 　　劉再複：我不是預言家，對中國未來的20年發展不敢預言，但還是有所期待。今年4月初，我回國參加母校廈門大學90周年校慶，在論壇上發表講話，期待中國能走出一條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即創造出中國的現代化“自式”。這種“自式”既不是轉向他式——照搬西方已有的範式，也不是轉向舊式——回到毛澤東時代的階級鬥爭套式。現在有人講“中國模式”。如果他們指的是中國應走自己的路，這是對的，但他們似乎拒絕接受普世價值，拒絕政治改革，這又不對。創造“自式”是很難的，必須不斷試驗、不斷探索、不斷改革。歷史提供的機會只有今後這二三十年，錯過就沒有機會了，所以未來的20年時間要特別珍惜。 重回古典不是重回“大一統” 　　財新《中國改革》：如今你倡導回歸古典，從“文化反叛”的先鋒轉變至此，原因何在？具體轉變路徑如何？ 　　劉再複：你用“文化反叛”這一概念來描述過去的我，並沒有錯，但是，“文化批判”可能更為貼切。今天我倡導“返回古典”，並非複古，而是對古典加以現代性的提升。也就是說，是從當代中國人生存、溫飽、發展的時代需要，去重新開掘與闡釋中國古典資源，既有文化發現，也有文化批判。我寫《紅樓四書》，寫《雙典批判》，也是對《紅樓夢》以及《水滸傳》《三國演義》作出現代性闡釋。前者是我對“評紅”意識形態化的反叛，後者是我對“造反有理”“欲望有罪”兩大命題的反叛以及對權術、心術的拒絕與批判。 　　我在上世紀80年代與今天的觀點，其實都是在張揚個體生命價值觀，批判反人性與反尊嚴，只不過，在當年我的“反叛”與“批判”更為直接，“返回古典”則曲折一些。 　　必須說明的是，李澤厚先生和我提出“返回古典”，是針對“從現代主義走向後現代主義”的文化走勢而發的。我們認為，現代主義不一定非得走向後現代主義，因為後現代主義的致命傷是只有解構，沒有建構。而我們要返回的古典，本身是已完成的偉大建構，那裡有開掘不盡的資源，可以化為我們今天的生活依據和靈魂活水。 　　財新《中國改革》：有學者擔心，提倡返回古典會導致重返儒家提倡的“大一統”，在某種程度上回到傳統的政治合法性基礎，請問你怎麼看？ 　　劉再複：“古典”是個龐大的系統。我曾說過，中國古典，有兩大基本脈絡，一脈是以孔孟為代表的重倫理、重教化、重秩序的思想系統；一脈是以老、莊、禪為核心的重自然、重個體、重自由的思想系統。除了這兩脈之外，還有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思想系統。李澤厚先生主張“儒道互補”與“儒法互用”。他更多地講述返回儒家之脈，我更多地講述返回莊禪之脈，所以才形成對話。李先生雖然講回歸孔子，但重點不是講回歸儒的“大一統”，而是講儒的重現世、重人生、重情感這些根本，即與西方那種重天堂、重靈魂、重理念不同的根本。“返回古典”的內涵極為豐富，不可把它狹窄化和簡單化為“大一統”。 　　財新《中國改革》：你與李澤厚先生多次提出21世紀是教育的世紀，要返回“人的原點”。但李先生又抱悲觀態度，認為人文教育、人文學科不可避免地淪為科技的殖民地，人難免成為半機器半動物的存在，知識分子只能發發空喊。對此，你持何心態？ 　　劉再複：所謂教育的世紀，是指重新塑造人、重新建構優秀人性的世紀。我們期望，教育學能成為21世紀和22世紀的中心學科，但只是願望而已，因為個人無能為力。人類的異化現象背後是巨大的市場和巨大的操作體系，學校也在被操作之中，但我們看不清操作者是誰—是科技？是欲望？是競爭壓力？我看不清，所以也有點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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