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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再複：我和李澤厚不否定革命歷史合理性

http://www.CRNTT.com   2011-09-17 09:32:15

證明“人等於人” 　　財新《中國改革》：你曾說過，上世紀80年代最根本的文化意義是重新確立個體生命的價值，請問你認為這種價值是如何確立起來的？ 　　劉再複：這種個體生命價值的確立，包括消極方式與積極方式。消極方式帶有歷史針對性，即從具體的歷史場境出發，以極其鮮明的態度批判“文化大革命”對生命價值的踐踏。每一個個體生命都是重要的，但“文革”動不動就把人界定為“黑幫”“牛鬼蛇神”“黑五類”“黑九類”， 個體生命不僅是零，而且是負數。我在上世紀80年代寫了那麼多文章，說了那麼多話，只是想證明“1=1”，即“人等於人”。 　　積極方式，是指上世紀80年代正面地介紹和建構了一些確立個體生命價值的理念。除了重新闡釋馬克思反對“異化”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還從哲學、文學、藝術學等多重角度評介存在論思潮，從而使薩特、克爾凱郭爾、海德格爾、加繆等人風行一時。存在論的主題正是探討個體生命如何成為自己的可能性。 　　財新《中國改革》：那時你剛剛提出“文學主體性”問題，就被視為等同於胡風“主觀論”。請問上世紀80年代的人文環境如何，是否並不像今天很多人回憶的那樣自由？ 　　劉再複：上世紀80年代的人文環境比較“寬鬆”，尤其是1987年“反自由化”之前，但是，提出一些突破性的理念還是很有壓力的。例如《紅旗》雜誌就發表了陳湧、姚雪垠的文章，對我展開批判，把我界定為“反馬克思主義”。 　　1986年，我在文學研究所召開的“新時期文學十年”全國性研討會，主題發言中提出“新時期文學批判有餘、懺悔不足”的新論點，正式表明“懺悔意識”的理念。即是說，我們過去共同創造了一個錯誤的時代，有意無意地進入一個“共犯結構”，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份責任，只有首先審判自己，才有資格審判時代。沒想到，這令一位領導人惱火，他打電話給《人民日報》（因發言稿發表在《人民日報》），嚴厲批評我的理念，結果《人民日報》不得不立即發表兩篇和我商榷的文章。學術商榷永遠是必要的，但領導人的憤怒卻給我造成政治上的壓力。 　　財新《中國改革》：你曾說過，上世紀80年代時間太倉促，來不及展開，這怎麼理解？跟這種政治壓力有關嗎？ 　　劉再複：上世紀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確有不少新思想、新理念的產生。但是，新理念要具有說服力和長久的生命力，就需要深厚的學術經典來支撐。在西方的啟蒙運動中，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等思想家的理念都形成學術專著，但上世紀80年代僅有的幾年時間不足以讓思想者坐下來從容地著書立說、建構思想經典。我寫《性格組合論》僅有兩年多時間，而且這兩三年中俗事繁雜，很難沉下心來，我相信多數學人都有時間不夠用的苦悶。“五四”時期胡適自省說，他們那一代人是提倡有餘，建設不足，恐怕也是感到“太倉促”。我曾認為，“五四”啟蒙者缺少建構現代思想經典的意識，現在應補充說，即使有此意識，也未必有可供建構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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