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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思維看待人口紅利與GDP增長

http://www.CRNTT.com   2015-11-15 09:38:29  


經濟發展離不開人,人既是消費者,也是生產者和投資者,人口素質提高屬於“三大發動機”中的“要素升級”。
  中評社北京11月15日電/所謂“增長主義”,是指將經濟增長作為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將GDP、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等指標作為幹部考核的主要指標。中國仍屬於發展中國家,對經濟增長的追求有其必然性,但當中國經濟總量成為世界第二後,當資源環境約束日益加劇後,當社會公平問題凸顯後,我們應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盡快將發展目標從單純的“增長主義”中擺脫出來,更加強調科學發展、公平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人口能帶來經濟增長的紅利

  上海證券報發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文章稱,經濟發展離不開人,人既是消費者,也是生產者和投資者,人口數量和結構的變化都影響經濟發展。人口中的勞動力數量屬於“要素投入”,人口素質提高屬於“三大發動機”中的“要素升級”。

  新世紀以來,“人口紅利”是一個持續的熱點話題。特別是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增速的換擋,人口紅利減少又成為其中的重要解釋變量。還有很多人在探討: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新的經濟驅動力在哪裡?中國是否會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何為人口紅利?人口紅利分為狹義和廣義。其中,狹義人口紅利是指因人口撫養比(總人口中0—14歲少兒人口與65歲以上老年人口與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之比)較低而帶來的經濟增長紅利。這種紅利比較確定且好衡量,有廣泛共識。廣義人口紅利是指因人口因素帶來的所有經濟增長紅利,包括人口的年齡結構紅利(即狹義人口紅利)、人口的素質紅利(即人力資本紅利)、人口的積極性紅利(因人的積極性創造性發揮而帶來的紅利)、人口的分布結構紅利(因人口向更高效率的產業和區域轉移而帶來的紅利)、人口的需求拉動紅利(不同年齡段人口消費和投資需求不同而帶來的紅利)。廣義人口紅利取決於很多相關因素,不太確定,不好衡量,沒有形成廣泛共識。

  人口是分析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人口如何能帶來經濟增長紅利?

  先來看狹義人口紅利。若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高,則有兩個有利於經濟增長的效應:一方面,勞動力供應充足,人口的生產性強,有利於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人口的撫養負擔輕,會提高社會儲蓄率,增加資本積累,有利於經濟增長。美國經濟學家A.Mason和人口學家WangFeng曾對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勞動力增加帶來的人口紅利進行過實證研究,發現人口紅利可解釋中國1982-2000年間15%左右的經濟增長。蔡昉等人的研究表明,如果在2011-2020年期間勞動參與率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那麼這期間潛在增長率每年可以提高0.88個百分點。

  再來看廣義人口紅利。除了人口的年齡結構紅利(即狹義人口紅利)外,其他四個方面紅利帶來經濟增長的機理如下。

  一是人口素質提高帶來經濟增長紅利。人口素質越高,則勞動生產率越高。處於勞動年齡的人口在“邊幹邊學”中積累人力資本,提高勞動技能,會提高勞動生產率。少兒撫養負擔下降使家庭生育目標從“數量導向”轉向“質量導向”,會增加子女的人力資源投資。

  二是人的積極性創造性發揮帶來經濟增長紅利。與無生命的生產要素不同,人作為有情感有情緒的生命體,其工作效率的彈性空間很大,若積極性創造性得到充分發揮,則工作狀態很好,工作效率很高,反之則很低。故調動人的積極性創造性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手段。

  三是人口向更高效率的產業和區域轉移帶來的經濟增長紅利。同樣一個人在不同的行業和區域其生產率是不同的,因為不同行業和區域的分工協作水平不同,分工協作水平高,則勞動生產率高。因為城市非農產業的分工協作水平高,因而人口向非農產業和城市轉移能帶來更高的效率和產出。這就是工業化和城市化是現代化的規律性現象的原因。

  四是人口的需求帶來經濟增長紅利。人口不僅是生產者,而且是消費者或需求者。人口越多,則需求越大。收入水平高的人口比重越高,則需求越大。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越高,則需求越大。需求越大,則經濟增長動力越大。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人口紅利只是提供了機會(“人口機會窗口”),要變成現實紅利,必須具備一些條件。

  一則要有就業崗位,較多的勞動力供給才能成為生產性人口,才能變成現實的生產力。而就業崗位又取決於經濟發展等。故人口紅利與經濟發展之間是相互影響的。否則就難以解釋為何世界上許多人口較多的發展中國家沒有產生現實人口紅利的現象。

  二則資本積累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還依賴於好的金融市場和金融制度等。金融市場和金融制度可將個體的儲蓄和資本積累高效地配置到合適的企業、產業和區域中去。

  三則人口素質提高、人的積極性創造性發揮、人口向更高效率的產業和區域轉移、人口的需求滿足等廣義人口紅利的釋放,還依賴於教育制度、產權制度、分配制度、戶籍制度、土地制度、財稅制度、消費制度等的建立和改革。

  中國的狹義人口紅利已開始出現轉折性變化。

  首先,近年來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開始下降。國家統計公報顯示,2011年,我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74.4%,比2010年微降0.1個百分點,總撫養比由34.17%上升到34.35%。2012年,勞動年齡人口占比為74.1%,較2011年繼續下降0.3個百分點。這意味著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拐點開始出現。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的報告認為,2010—2020年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2900多萬,人口撫養比則相應上升,人口紅利趨於消失。據聯合國2011年5月發布的《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訂本》預測,2030年中國人口數量為13.93億元,0至14歲人口組占比為14.61%;15至64歲人口組占比為68.92%。據此計算,2030年總撫養為45.1%,較2011年的總撫養比34.4%上升10.7個百分點。

  其次,人口老齡化日趨明顯。國家統計局數據表明,我國少兒撫養比由1999年的47.7%下降到2010年的36.9%,老年贍養比從1999年的10.2%上升到2010年的11.9%。2011年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9.1%,比上年增加0.25個百分點,老年贍養比從11.9%上升到12.25%。2012年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9.4%,比上年增加0.27個百分點。據聯合國2011年5月份發布的《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訂本》預測,2030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組占比為16.47%。另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統計和預測,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從7%上升到14%經歷的時間大約只要25年。有關專家預測,到2050年,中國老齡人口將達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若從廣義人口紅利來看,中國的人口紅利遠未消失。

  首先,人口的素質紅利或人力資本紅利還很多。提高人的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增加人力資本,使人力資本替代勞動力數量成為可能。隨著人的壽命延長,可利用的老年人力資源或人力資本越來越多。

  其次,人口的積極性創造性紅利遠未充分發揮。由於產權和知識產權制度還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等,相當一部分人的積極性創造性還未充分發揮出來。若發揮出來,還會帶來很多紅利。

  再次,人口的分布結構紅利還有很大的釋放空間。中國的工業化仍處於中後期階段、城鎮化仍處於加速階段中,農村人口向更高效率的城市非農產業轉移的空間還很大。即便是已轉移出來的農村勞動力也存在就業不足的問題,存在受過多年職業技術培訓的熟練農民工返鄉的問題。

  最後,人口的需求拉動紅利還有不少。越年輕的人口,消費越時尚,消費需求越大。養老、護理等老年需求也在擴大。同時,消費結構還在升級中。

  如何延長人口紅利期、充分發揮廣義人口紅利?可採取如下對策:適時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延緩老齡化進程;大力發展教育和培訓,完善醫療衛生體系,增加人力資本,提高勞動生產率;改革產權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完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調動勞動力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改革戶籍制度,推進全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完善勞動力市場制度,消除人口向更高效率產業和區域轉移的障礙;建立彈性退休制度,適當延長退休年齡,發揮老年人群“餘熱”作用,進行老年人才資源開發,大力發展老年產業,完善老年人再就業勞動保障政策;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將產能過剩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減少產業發展對勞動年齡人口的過度依賴等。

  讓“增長主義”回歸經濟發展正途

  文章認為,經濟發展動力不等於經濟增長動力,並非所有的經濟增長都是必要的,故必須尋找合理的經濟發展動力,形成合意的經濟增長。

  首先,必須區分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經濟增長是指經濟總量增長,主要表現為GDP的增長,而經濟發展不僅包括經濟增長,還包括經濟結構優化、經濟質量提升、民生福利增加、經濟環境改善等。故說“發展是硬道理”是對的,但說“增長是硬道理”則不一定對。

  所謂“增長主義”,是指一切以經濟增長為中心,將經濟增長作為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將GDP、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等指標作為幹部考核的主要指標。

  中國仍屬於發展中國家,對經濟增長的追求有其必然性,但當中國經濟總量成為世界第二後,當資源環境約束日益加劇後,當社會公平問題凸顯後,我們應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盡快將發展目標從單純的“增長主義”中擺脫出來,更加強調科學發展、公平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我們不再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而是強調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為立足點”。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完善發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加大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產能過剩、科技創新、安全生產、新增債務等指標的權重,更加重視勞動就業、居民收入、社會保障、人民健康狀況。”

  然而,雖然我們已認識到“增長主義”的問題,但要擺脫其束縛絕非易事。因為“增長主義”之所以流行,有著各種深刻的背景和原因:

  一是經濟增長可以緩解貧窮。當國民剛剛從貧困線上掙扎過來後,往往對經濟增長有著強烈的渴求。人的需求雖然很多,但在生活水平較低時,滿足吃穿溫飽的需求是首要的,而經濟增長可以滿足這些需求。即便是生活水平很高後,也會因為慣性的作用仍然追求高增長。

  二是經濟增長可以證明政績。經濟增長可以方便地用GDP 來衡量,可以較容易地獲取翔實數據,統計、衡量、評價和考核GDP已有很成熟的理論和技術,用GDP可以方便而直觀地比較各國或各地區的增長成效,可以排名,可以證明政府及其相關官員的政績,因而為各國政府和各級政府官員所喜愛。

  三是經濟增長可以為推動者和參與者帶來直接的利益。對政府來說,GDP增長與財政收入增長是成正比的,追求GDP增長可以增加財政收入,增加財政收入不僅為增加工資等待遇提供了支撐,而且擴大了相關官員的收入支配範圍和能力。對企業來說,追求貢獻於GDP的產值,既可以增加利潤空間,又可以擴大市場占有率等。

  四是快速經濟增長可以掩蓋很多社會矛盾和工作缺陷,有所謂“一俊遮百醜”。當經濟增長較快時,許多問題和矛盾不至於“水落石出”,可以掩蓋於一時,有時還可以在增長中解決一些問題。正因為以上原因,經濟增長在當代人各主體之間容易達成共識,成為一種不知不覺的趨勢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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