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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辨析：汪精衛是曲線救國嗎？

http://www.CRNTT.com   2013-01-12 11:22:28

汪氏唯一一次在“主權”問題上的“揚眉吐氣”，是1943年間日本搶在英美與重慶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前，將天津、廣東、北平、廈門、上海、漢口等地的各國租界陸續“交還”汪偽，10月30日，日本與汪偽簽訂《日本國與中華民國同盟條約》，聲言“尊重其主權及領土”，規定了撤軍等事項，汪精衛為此相當興奮，特意撰文攻擊重慶國民政府: 　　“回顧中日事變爆發以來，重慶方面曾公開主張‘如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方可實現和平’。然而就當前的狀態而言，不僅得以恢復到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甚至超過了幾倍。即在盧溝橋事變以前的中國，有租界，有治外法權，如今則已消失;盧溝橋事變以前，中國領土內到處呈現‘次殖民地’狀態。今則美英侵略勢力已被肅清，百年來束縛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已被廢除……重慶此際必須重新考慮，重慶的所謂抗戰，己並非為中國本身而抗戰，不過是為美英而抗戰。” 　　關於汪偽政權的傀儡性質，今井武夫在回憶錄里其實已有明確的界定：“本來在重光堂會談時，高宗武主張建立政權要避開日本軍占領區,盡可能地選擇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等日軍未占領的地區,由汪派軍隊加以占領,建立與重慶的抗戰政府相對立的國民政府,（若非）這樣的話,恐怕將會淪為所謂的傀儡政權,與過去的臨時、維新兩個政府毫無二致……即使如汪所主張的那樣,對重慶方面可以做些工作,促使改變他們的抗戰政策,但是汪政權本身已成為傀儡政府,連他本人也難免被視為賣國賊而遭受國民大眾的唾棄。” 　　周佛海們後來所謂的“功勛”，也是站不住腳的 　　戰後，周佛海、陳公博等人在受審時都曾有過抗辯，認為汪偽政權的存在，保存了淪陷區的經濟力，為淪陷區的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在精神層面，周佛海說道： 　　“第一、因為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淪陷區的人民再振作了民族精神,再加強了民族意識。自敵寇侵占後,陷區人民目不睹國父遺像和國旗,耳不聞國父遺囑和國歌,至於三民主義的宣傳和國民黨的活動更是被敵寇懸為歷禁。中央是不是希望陷區人民目能瞻拜國父遺像和國旗,耳能聽國父遺囑和國歌,以加強其民族意識和精神呢?中央所希望而當時不能做到的的,我們替中央做到了,難道是“禍國殃民”嗎?第二、敵寇是要滅黨的,而在他們的占領區,國民黨活動起來了,三民主義宣揚起來了；敵寇是要打倒青天白日旗和國民政府的,而國民政府卻在他們後方成立了,青天白日旗又代替五色旗飄揚了。” 　　周氏這些話，其實只能算是詭辯。汪精衛確實很注重向淪陷區民眾灌輸“民族意識”，但其灌輸的，並不是針對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意識”，相反，針對的是英美各國；汪氏曲解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將中、日戰爭置換成了亞州人民反抗歐美白色人種欺凌的種族鬥爭；至於“三民主義”，板垣曾明確表示“日本把三民主義看成危險的東西”，汪亦不得不依照板垣的要求對三民主義多做曲解。事實上，汪精衛以國民黨副總裁的身份投日，本已是對國人抗日信心的一次重大打擊。投日後，汪氏更用“大亞洲主義”竭力消解淪陷區國民的抗日民族熱情；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汪氏又將“大亞洲主義”上升為種族主義，說什麼“此次戰爭若英美戰勝，整個東亞民族將和印度民族、非洲黑人、澳洲棕色人種一起，同受奴隸待遇,整個東亞將永遠為英美的次殖民地；而如日本戰勝,英美百年侵略勢力將一掃而空，東亞解放，中國也將得到自由平等”，此類宣傳，對國民的抗日熱情，破壞甚大。 　　在經濟層面，周佛海還說道： 　　“敵人收買物資向來是由其軍部獨斷專行，南京政府不能過問。我們於是本著條約上日本尊重中國主權獨立的一點，常常和日本大使館糾纏，這樣也說應先和中國政府商量，那樣也說應得中國政府同意，弄得以後軍部要收買物資，關於數量和方法等問題都不能不和偽府先商量。偽府大多數主管人員都盡力去拖和擋，今天開會，明天談判，弄得問題不能立即決定。他們希望的數量，盡量力爭減少，購買價格也盡量力爭提高，購買方法盡量使其有利於人民。凡是能夠減輕人民負擔和騷擾的方法，沒有不力爭的。這樣掣肘和扯腿，所以以後敵軍部非常憤慨，仍舊單獨行動，不和偽府商量。但他們如果這樣，我們便向日本大使館抗議，弄得使館和軍部常常發生衝突，而且我們有時向陸軍指摘海軍方法不對，有時向海軍責備陸軍方法不行，弄得陸、海軍也常常摩擦，這都是鐵一般事實，不容捏造。”“我因為經過了這些考慮，而且以為有個有能力的政府在淪陷區，也可以多少替人民做些事，作些主，所以參加了偽政府。”“我陸續將兩稅注指關稅、統稅全收回，不使供給敵人用。財部支出款項，除偽維新政府一向支付敵軍之治安協助費等少數經費，我不便立即取消外，我沒有支出一文供給敵軍部使用，就是治安協助等費，以後也逐漸減少以至取消了。敵軍用鹽一向是予取予求的，我一定要限制其數量，一再與日本大使館交涉，終辦到日軍購鹽，其數量由財政部和日本大使館訂約限制。” 　　這些說辭其實也不能成立。其一，日本政府扶植汪偽政權，本就有給予其表面上一定的獨立性和自主權，以有別於純傀儡而被民眾唾棄的維新、臨時政府，使其稍有能力改善民生、穩定治安，收攏淪陷區民心的目的，汪偽政權成立後，民生狀況較之前政權有所改善，正是日軍期望的結果。其二、關稅、統稅權的收回，是太平洋戰爭日軍日趨劣勢後不得不實施“對華新政策”時擺出來的姿態，只是做秀，其實際控制權並未受損。至於鹽的統制權，則始終握於日軍之手。至於民生，以重慶、上海同期物價指數相比較，1944年上海物價的漲幅，是重慶的4.5倍；1945年6月更高達重慶的5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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