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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嬰生前披露魯迅之死疑案

http://www.CRNTT.com   2011-04-10 10:23:21

須藤醫生對我父親治療是從1934年11月到1936年10月，歷時近兩年（準確地說是23個月），應當說診查準確無誤了。其間還“邀請”了同行日本醫生石井(實際上是內山完造的朋友，臨時一同去探訪魯迅的)，按理他們應該早就共同“議”出來一個符合當時的治療、用藥條件的方案了。可是不幸的是，事實完全不是這樣的，須藤醫生長達一年零十一個月的對父親的消極治療，顯然不能用“誤診”兩個字來為他“開脫”的!  　　10月18日至19日父親臨終前夕，須藤醫生在用藥、醫囑、搶救等方面，不應當再“誤”了吧？若搶救的措施極不得當，能不能用“誤診”為他掩蓋？尤其是處於臨危的“生命危機”的幾個小時，在這種嚴重狀態下，須藤醫生卻擲下這麼一句：“過了這一夜……”的話，抽腳走掉了！據說是他的休息日。作為醫生，這是失掉了職業道德的行為，簡直是玩忽人命!  　　父親臨終前的30個小時，氣喘、虛弱、大汗淋漓……須藤醫生採取了哪些應對措施呢？首先，若假定是氣管性喘息，那就應當使用解痙藥，如麻黃素、阿片酊之類。用了沒有？哮喘缺氧應當使用醫用氧氣直接輸至口、鼻供病人吸入。他根本沒有使用！使少數魯研學者陷入誤導的是家里有內山完造先生拿來的一個“氧氣發生器”，實際上這只是一個小小木匣狀的“臭氧”發生器，它對空氣有微弱的消毒作用，對病人的缺氧狀況毫無改善作用。 　　垂危病人狀況越來越嚴重，心率越來越快，須藤醫生只讓看護婦每小時注射一支強心的“樟腦酊”之類的針劑，除此之外並沒有看到採取什麼積極措施，他讓病人用熱水袋暖暖腳！這能夠算是搶救嗎？如果說是“氣胸”，他也沒有對症給胸腔抽氣減壓，這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都沒有做到，能用“誤診”來開脫嗎？  　　當母親聽到建人叔叔匆匆趕到，從魯迅身邊下樓叙述病況。（建人叔叔告訴我）再長也不過若幹分鐘，須藤醫生就在二樓的樓梯宣布了魯迅的死亡！須藤醫生在魯迅臨終到底做了些什麼？  　 母親曾經對我說過這種可疑：須藤醫生聽到店員通知周建人趕到，卻讓她下樓，我十分懷疑這一個短短時間里，到底發生了什麼？魯迅在清晨5時20分去世了！  　 在我從三樓下來站在父親床前的時候，應當說他已經是臨床死亡一會兒了。日本看護婦收拾起她帶來的護理用具之後，走向父親的身邊，兩手扶持胸肋用勁振搖，試圖使心臟復甦，類似現在擠壓方法使心臟蘇醒。顯然，看護婦是在盡最後的努力，應當感激她的良好願望。但是，此時已無法從死神手上挽回父親生命。如果須藤醫生做過搶救措施的話，做過心臟復甦按壓的施救術的話，看護婦在過後是不必再重複這樣的操作的。  　 看護婦在魯迅死亡之後，採取振搖“復甦法”後毫無反應，只好無奈地深深鞠了一躬離去了。從她採取這一個措施來分析，是不是可以說明病人停止呼吸前，並沒有採用其他積極的搶救辦法。這位看護婦有一張“請求書”———實際上是發票，費用由上海北四川路志安坊二十一號、上海（日本）“看護婦會組合”領收的，日期是10月23日，是由內山書店代付的款子。這里又產生出另一個疑問，看護婦若是須藤醫生雇請的，賬單必包含在他的診療、藥物、出診費內，這是常理常規；而這筆賬單的付給，由內山完造先生店里轉，看來這位護理人員是內山先生為減輕母親照顧重病人的勞累，後來請來的，也就是並非跟隨須藤醫生一塊來我家的。若是這樣，須藤醫生在父親床前的時候，看護婦是否在旁？所以叔叔才會產生“只有須藤醫生在父親旁邊”的驚愕！事後他把這一個重要情節告訴了我和他的秘書馮仰澄。  　 在“搶救”瀕危病人的時候，按日本的醫療和習慣，沒有叫家屬回避的做法，須藤醫生卻叫母親離開。為此我詢問了知情者，他們說在醫院里，除非緊急手術怕礙事，有讓家屬在手術室外等候的情況，但現場絕非只有一個醫生搶救的。一般內科搶救沒有叫家屬出去，尤其病人彌留之際更不會“閑人免入”似地將最親的人支開，這絕對不符合常情。他們還說：當病人處於“生死”交界時候，醫生會讓親人大聲呼叫，往往能把陰陽交界的病人，呼喚復甦，回醒生還。  　 一位負責任的醫生，當他的重症病人瀕危前，習慣上應該另請一兩位醫生一齊會診、搶救。直到臨終，也應該當場簽字寫出明確的“死亡證明”。看護婦如在，應有她的簽署。這些，都欠缺。事後，須藤醫生也沒有把書面證明補交給家屬或內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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