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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輝：南非“經濟奇跡”的背後

http://www.CRNTT.com   2010-06-09 10:18:43

身份壁壘下的“社會主義” 　　南非經濟的另一個特征是 “國有經濟”比重奇高。儘管民主化以前的南非，政治上非常反共，經濟上卻頗為“社會主義”。即使在國有經濟已經不太景氣的種族隔離時代末期，1986年公營部門仍占全國固定資產的58%，產值的26%，出口的50%以上和進口的25%。因此，那時的南非頗有點“黑人各盡所能，白人按需分配”的“種族社會主義”色彩。正如著名左派學者沙米爾.阿明所說：“儘管南非處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但幽默的是，前白人統治者的 ‘中央政府統制經濟’政策，卻一直把這個國家置於按習慣包括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二’世界之內。”這種狀況是南非白人中居多數的荷裔（現在自稱阿非利卡人，過去被稱為布爾人）推動的。 　　殖民時代南非史基本上可以概括為白人征服了占多數的黑人，而英語白人通過“英布戰爭”在軍事上又征服了白人中占多數的布爾人，但政治上卻與布爾人達成了妥協，承認後者自治南非。在英布戰爭後的南非，具有市民傳統的英語白人適應工商業競爭，多屬於企業家與白領階層，是南非經濟市場化與全球化的動力。而人數更多、政治上也占優勢的阿非利卡白人傳統上是農牧民（“布爾”就是荷蘭語“農民”之意），不善經商，進城後多屬於工薪階層，其中不少人屬於 “窮白人”。他們論經營不如英語白人，論打工卻又不如更為吃苦耐勞的黑人，因此更需要種族特權的保護。他們歧視黑人更厲害。布爾“窮白人”不僅長期支持種族壓迫政策，甚至在南非民主化過渡期內他們也成為頑固抵制黑人權利的白人“極右派”的社會基礎。 　　為了維護種族特權，保障既得利益，維持“布爾人的團結”傳統，南非為阿非利卡人實行相當程度的大鍋飯制度，興辦了許多國有企業，給阿非利卡工人提供“鐵飯碗”，實行高社會福利、保障就業與終生雇傭制。1922年，白人工人甚至 “把種族沙文主義與軍事行動相結合”，發動了抗議資方允許黑人勞工“入侵”該行業的武裝起義。提出建立“白人工人共和國”的口號。起義本身雖被鎮壓，但南非的“種族社會主義”從此打下基礎。因此學者們注意到，與中國台灣、韓國非常成功地實現了進城農民市民化相反，南非卻對進城黑人實行“積累的排他性”制度。 　　這種“種族社會主義”當然以對黑人的殘酷壓迫和奴役為前提，但是這種壓迫與奴役自然不是什麼 “新自由主義”，更不是什麼“自由放任”狀態下“市場競爭中贏家通吃”的結果。事實上，在這種狀態下，白人與黑人各自內部的“階級分化”都很不發達，僅就白人內部看，南非幾乎與北歐一樣是發達的“社會福利國家”。而南非的黑人企業家階層是種族隔離廢除後才形成的，此前的黑人普遍貧窮。但是“平等的白人”與“平等的黑人”之間卻懸殊有如天壤。 　　在市場經濟與全球化時代，“特權社會主義”也給“競爭”帶來“特色”。南非布爾人搞工商業不如英語白人，但靠著國家權力的支撐，在金融與房地產領域暴富的很多。所以20世紀70年代以後，南非逐漸形成了這樣的社會結構：英語白人構成主要的私營工商業者階層和外資管理層，阿非利卡白人除了成為公務員與國家強力部門（軍警等）職員外，經濟上主要依托國家，一些人成了有國家背景的壟斷寡頭，更多人則在國有壟斷部門當高工資、高福利的“特權工人”。黑人青壯年多在城里為私營部門打工，或者在國有企業中從事白人不願幹的臟、累、險工種。他們的家屬則有相當一部分在“戶口所在地”，即所謂“黑人家園”，成為留守一族。 　　如前所述，“種族社會主義”狀態下不可能有什麼“新自由主義”，但更不可能是什麼“福利國家”。儘管南非的國家財政給白人 （只占人口的1/4左右）提供了相當的社會保障。但是，其他絕大多數人口則不但被排斥在“福利”之外，而且“自由”也很少，“既無自由也無福利”。南非黑人民權運動看問題比較清楚，他們既為黑人爭取自由，也為黑人爭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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