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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泓：我為什麼寫《風雨前行——雷震的一生》

http://www.CRNTT.com   2013-05-31 14:33:03

歷史學者 範泓   　　《自由中國》在開始時確實得到過台灣當局的一些津貼，如台灣的“教育部”、省政府等。可後來因為當局與雷震、胡適等人有了矛盾，尤其是在理念上發生衝突之後，這些部門不敢再補貼《自由中國》了，軍隊中原有的訂數也沒有了。未出二年，《自由中國》變成了一份地道的民營政論刊物，完全是靠雷震一個人托朋友四處籌措資金以維持雜誌的生存，後來雜誌有了廣泛影響，賣得也不錯，情況才好轉一點。可這時在印刷問題上又遇到了麻煩，反反覆複地，不知換了多少家印刷廠，後來胡適回到台灣居住，從中說了不少好話，幫過不少忙，可見當時國民黨當局對《自由中國》有多麼仇視，可這些雷震一個人都扛了下來。所以，我們說《自由中國》之所以能在那樣形勢嚴峻的狀態下生存十年之久，雷震功莫大焉。當然，胡適先生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他是《自由中國》最初幾年的發行人，也是編委之一。胡適對雷震的影響最大，雷震這一生對胡適先生都十分尊敬，在牢裡還不斷地給他寫信。在雷震六十五歲生日時，胡適借用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為獄中的雷震祝壽。在我看來，這不僅是他們兩人有著共同的理念，同時也惺惺相惜，更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的一種互動，所以歷史學家唐德剛稱雷震是胡適在推行民主自由理念時最好的一個傳人。  　　對於台灣民主憲政來說，雷震是一位承前啟後的人物。台灣著名學者錢永祥在接受台灣《聯合報》記者採訪時就說過：直至上世紀80年代，台灣所有重要的政治議題都是根據《自由中國》的言論來闡述或界定的，《自由中國》對台灣政治體制和社會關係所引起的問題，在出刊十年期間幾乎都曾論及……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台灣新一代不見得都讀過《自由中國》這份刊物，但所使用的語文、基本概念和陳述方式，都是從這份刊物出來的……在台灣，像柏楊、李敖這樣的人都曾受到過《自由中國》的影響。雷震入獄期間，李敖去探望他；雷震出獄時，又去迎接他，儘管撲了一個空。作家聶華苓是《自由中國》編委之一，當時負責刊物的文藝版面，她後來回憶起《自由中國》及其同仁時這樣說：“包括雷先生在內的一些人，都是大陸以外最好的中國頭腦，他們那種不畏強權敢作敢為的風骨，對我的影響很大。我覺得作為中國人，或者說，作為一個人都應當是這樣的……”李敖也說過，《自由中國》是一個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刊物，他替《自由中國》寫過稿件，當時才是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  　　雷震是一個具有民主憲政理念的人物，他後來之所以成為蔣介石在政治上最強大的敵手，並非空穴來風，而是一個必然結果。雷震早年留學日本學的就是政治和憲法，與國民黨元老人物戴季陶、張繼有一定過從，也見過孫中山，後來主要是與王世杰關係密切。王世杰原為武漢大學校長，早年留英留法，學的也是憲政，王世杰當時是法制局局長，後來是教育部長，再後來是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由於王世杰對雷震的賞識，為雷震在當時的中國政壇嶄露頭角奠定了一定的基礎。當然，雷震本人在政治上的突出才幹也是原因之一，尤其是他在國民參政會和舊政協中，從議事組組長，到副秘書長，進而秘書長，特別是與在野黨及民主人士的廣泛接觸中，使他對中國的政治有了更進一步了解；在國家制憲工作中，雷震也是關鍵人物之一。雷震的民主憲政觀是漸進式的，反映出當時具著民主理念的一些知識分子在現實政治中的真實處境。雷震不像胡適等人受到過英美憲政的影響，他是留日的，面對國民黨“訓政”時，作為國民黨的高官，很容易站在黨派的立場上給予認同或支持。後來雷震終於明白了“訓政”是有問題的，容易導致專制思想的進一步萌生並影響中國民主化的進程。上世紀四十年代末，雷震與胡適有了更進一步接觸，從此兩人在思想上不可分離。我的一位朋友認為在某種意義上“雷震比胡適更重要”，我理解這句話背後的涵義，雷震雖然受胡適的影響才出現理念的上轉變並堅定地主持《自由中國》，對台灣日後實現政治轉型起到了最直接可行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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