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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失蹤的大師

http://www.CRNTT.com   2013-01-02 09:22:43

學生宋文薰說，“李濟是個被上級、同僚、晚輩、學生害怕的人。”因為他的嚴肅，後生晚輩平時都不敢去打擾他。李霖燦是少數例外之一，他常借故去陪他聊天，因為能和他談一談昆明龍頭村和李莊張家祠堂的人越來越少了。能談談安陽的人就更不用說了。 　　1977年，李濟最後的生命之作《安陽》出版前後，老友費慰梅（費正清夫人，李濟總開玩笑說費正清是“親共分子”）去台北拜訪他，也許是感覺李濟已經到了“該給人們留下點什麼”的年紀了，她專門請他作了兩次口述。幾個月後，費慰梅把記錄發給李濟修訂和補充，請他談談“在你長長一生中自己認為最值得一提的見解，以及最快樂和最痛苦的經驗”。 　　半年之後，李濟才回了他“所能寫的一封夠長的信”，除了談到兩個具體的問題，他也坦陳了自己的心境： 　　幾個月來我受到某種無意識的禁忌所抑制，沒有寫任何東西，甚至跟我的好友和親屬也沒有通信。……我至今還不想去讓醫生檢查身體，因為這種感覺只是逐漸發展起來的，至於我的感覺器官和身體其他部位的衰退，早在我過完八十歲生日之後就已經出現了。這是否就是通常所說的歲月的重擔？我不知道。 　　社會條件和政治條件正在飛速變化，這是你十分清楚的。是否這些身邊的新事物觸犯了我的情緒，我也說不好。但是，和我有著同樣觀點和感情的老朋友們一個個地逝去，無疑削弱了我對周圍事物的親密感…… 　　1979年7月14日，李濟對宋文薰說，他正計劃寫一本與最初的著作《中國民族的形成》同名的書。二十多歲時，他在自撰的簡歷中寫：“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國人的腦袋量清楚，來與世界人類的腦袋比較一下，尋出他所屬的人種在天演路上的階級出來。要是有機（會），他還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墳掘墓、斷碑尋古跡，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來尋繹中國人的始源出來。” 　　他做了一輩子考古，並不只是為了研究“古物”，始終不曾忘情的是尋找“中國人的始源”。在這一意義上，他仍然是個人類學家。 　　第二天，他在給學生許倬雲的信中慨嘆：“世事日惡，不知終於會變成什麼樣子。你年輕，或許會往樂觀方面想；我已老衰，眼前實在看不見出路。” 　　半個月後，8月1日，李濟突發心臟病，離開了這個他越來越覺得疏遠的世界。那天，正是台大考古人類學系成立30周年。 未曾面對面的“重逢” 　　李光謨覺得，冥冥之中是有感應存在的。 　　那天，女兒李寧的一個同學在樓下叫她，她站在陽台上朝下面說了幾句話，回到屋里，莫名其妙摔了一跤。以為女兒身體出什麼問題了，到醫院檢查，都正常。3個星期後，他收到張光直寄來的訃告，一看父親去世的時間——上午9點半，正是女兒摔那一跤的時候。 　　李濟的遺囑是，多留點錢給李光謨，少留點給李光周，總體上持平。他覺得虧欠了大兒子。 　　1982年，李光謨向夏鼐提議，把自己分得的錢捐出來設一個“李濟考古學獎”。最初夏鼐非常興奮，說，應該應該。但李光謨托人把錢寄回國後卻找不到夏鼐了。後來一位朋友告訴他，考古學會理事會上有人問起過這事，夏鼐的回答是上頭不批：大陸第一個考古學獎，不能以一個去了台灣的人命名。 　　1985年，大陸出版《安陽殷墟頭骨研究》，收入李濟的兩篇論文，夏鼐在序言中稱李濟是將體質人類學引進中國的前輩學者之一。這次他沒有再回避他們的師生關係。 　　當年6月，夏鼐去世，大陸考古學界的最高獎最後以他的名字命名。 　　父親去世之後，李光謨好幾次想去台灣看看。就像當年寄信一樣，他也想過先到美國、再轉台灣的辦法，因為種種原因無法實現。直到1995年李濟百年誕辰，他才終於成行。在台北的一個公共墓園，女兒陪他去看父母的墳，上次見面後，又過去了35年。 　　那些天里，故宮博物院專門作了一個為期8 天、每天8小時的“特展”，展品只有一件：李濟在西陰村所發掘的半個繭殼。 　　李家在台北的住所沒有管好，被盜了幾次，值點錢的東西都喂了梁上君子，李濟的一些書稿也出現在舊書店。在他晚年蔣經國跟他來往較多，逢年過節總要拜訪拜訪老知識分子，彼此還有不少通信。 　　這些信李光謨一封也沒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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