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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失蹤的大師

http://www.CRNTT.com   2013-01-02 09:22:43

得到的和失去的，孰輕孰重？ 　　中美建交後第二年，李濟老友趙元任回大陸訪問，當天就打聽李光謨的消息要求見面。一見到他，趙元任就讓太太立刻給美國的女兒打電話，要她轉告李濟夫婦：我見著你們的孩子了。他還拿出相機給李光謨拍照，想寄去台灣。不料那個膠卷已經過期了，照片沒拍上。好在口信是帶到了。母親聽說後喜出望外，大哭一場。因為多年沒有音信，他們以為孩子已經死於“文革”。 　　之後，兩代人又恢復了通信，次數並不多。張光直來訪問大陸時帶過兩封，弟弟李光周在美國讀書時就由他來回轉。剩下的時日已經不多了。 　　1975年11月，母親去世兩天後，李光謨收到一封美國來的電報，得知這一消息。母親彌留之際在病床上說了一句“我要回家”。後來父親在給他的信中說，你母親去世的時候說她要回家，當然也包括你的家。 　　當年離開父母那麼決然，李光謨怎麼也沒有想到，有一天自己的兒子也會離開。 　　1950年代初，他和學俄文的同學結了婚，生育了一兒一女。在困難時期，兩個孩子還小，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家里總是能收到從香港寄來的黃油和奶粉，一兩個月一次，寄了兩年。他當然清楚，那是來自什麼地方。後來這邊不讓寄物資，但十天半個月一回的通信還能維持，直到“文革”。 　　兒子李平1953年出生，1965年考入清華附中，剛讀一年就是“文革”。此後，他去吉林插隊，又到油田當了工人。1977年高考恢復，他的志願是北大歷史系，卻因為持續高燒連體檢都沒能參加。等到被送回北京，他已經連站都站不住了，後來在醫院被確診患了白血病。 　　住院期間，毫無精力的李平沒能跟父親有更多的交流。半年後他離開了。那一刻李光謨突然覺得他的遭遇竟跟父母如此相似。“我捫心自問，我這一輩子，得到的和失去的，掂量掂量，不知道哪頭輕，哪頭重。” 　　以前他沒能像別人那樣承歡父母膝下，以後恐怕也不會有機會了。但中國的事很難說。1949年不離開就算盡孝了嗎？當年把父母爭取過來，跟自己一起革命，又算不算是孝？那些年中國知識分子經歷得太多，讓人連大聲笑的機會都沒有。 　　就只能這樣了。 決定命運的精神負擔 　　當年的夥伴或留在大陸，或遠走海外，或改行轉業，對李濟而言，整理出版殷墟的研究報告是一件無法移交的“精神上的負擔”，“若是有一件事，決定我的卅年來的命運，也就是這一件事”。然而，肩上的事情越積越多，他不知道怎樣才能躲開它們。“現在所抱的也只是愚公移山的人生觀……” 　　1955年董作賓因為生計問題去了香港，李濟接任了史語所所長，也許出乎他本人的意料，這個所長一做就是17年（卸任後為“終身研究員”）。 　　台灣當局一度以“反共複國”為名，要求學術為政治服務，史語所也受到影響，間諜情報人員、經過脅迫而參加的人員、特意混進來的人員出沒其間。李濟再三要求學術與政治“分家”，使史語所有機會成為“中研院”在辦公時間惟一沒有公開政治活動的地方。 　　所長任上，他主持出版了26巨册《中國考古報告集》、5大册《中國考古報告集新編——古器物研究專刊》、19本《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1970年代中，李濟懷著歉疚的心情說，“我們還未做到我們應當做的一切。”事實上，他所主編的4册論文集《中國上古史待定稿》在他生前也只出版了一册。但他無疑已經就此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 　　後來張光直這樣談論老師，“我強烈地意識到，李濟一生之所以一再拒絕美國一些大學提供職位的邀請，沒有移民過去，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必須留在國內看到安陽研究的全過程。” 　　李濟認為，人生短暫，無法兼顧太多，與其求廣博，不如求精到。因此資料的匯集與長期定心致力某一範圍的研究是必要的。 　　他的晚年無疑是寂寞的，尤其是1975年相濡以沫的夫人去世時。辦完喪事那晚，學生李亦園陪他到很晚，“他留我在他家住下來，我因睡不慣生床而沒有答應他，他很有失望之意。”事後李亦園很後悔。 　　1961年，李濟被確診患有糖尿病，醫生交待他要按比例進食米飯、肉類、蔬菜。他實在太“科學”，竟把天平帶到宴會上去，吃什麼東西前都要稱一下。 　　後來，和陳寅恪、錢穆一樣，他的眼睛和腿腳也出了問題。當年斯文赫定告訴他，3年不回到駱駝背上，就感覺腰酸背痛；而他認為考古人不一定要在駱駝背上，只要有動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覺到一種“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快樂。現在這種快樂正無可挽回地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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