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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騰飛錯在何處？

http://www.CRNTT.com   2010-05-21 10:19:39

二、“歷史說得比相聲還好”？ 　　傳媒為袁著設計的廣告詞很奪人眼球：“歷史說得比相聲還好。”拜讀下來，略加歸納，他把歷史說成相聲的手段主要有兩招。 　　第一招，輕薄的嘲諷與低級的謾罵。比如，說管仲“這個家夥從小品德不太好”（頁22），卻舉不出過硬的事例。譏刺武則天是“唐高宗娘兼老婆”（頁125），純然一種輕佻的口吻。至於說完顔阿骨打是“天生打架王”（頁170），則抹殺了女真族反抗契丹貴族壓迫的正當性。罵李自成為“造反專業戶”（頁210），更是無視農民逼上梁山的客觀史實。 　　這些還算客氣的，再進一步就是失去理性的謾罵。袁著大罵明朝，是“那些王八蛋皇帝，流氓建立的朝代”（頁101），“明朝因為是賊王八建立的王朝”（頁202）。至於朱元璋，“你看那厮長得那模樣，哪有一點帝王福相啊。……這家夥是賊王八出身嘛，是中國歷史上出身最寒酸的皇帝。這種王八蛋一當政，必然是採用暴政。”（頁196）他還說，“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那洪秀全就甭提了，那家夥，把他比成什麼都不算是對那東西的侮辱。”（頁199）講述歷史，對前代與古人表達褒貶，勢所難免。但這種價值判斷，除了史料依據，還必須建立在理性分析之上，而不僅僅是情緒性的宣洩。 　　不僅如此，袁著先罵明武宗“整一個傻叉”（頁207），再罵嘉靖帝與萬歷帝“又兩個傻叉”（頁208），最後罵明熹宗以下“全都是傻叉”（頁209）。尋思半天，才恍然大悟，所謂“傻叉”，即是“傻Χ”，即國罵後省略的那個臟字，連這種不堪入耳的字在講課與教材中都一再使用，確實無愧史上最牛。但歷史學是合乎邏輯的思考，充滿理性的產物，即便你有歷史的激情，也絕對不能潑婦罵街。 　　第二招，誇誕的比擬與無聊的搞笑。在普及歷史的過程中，確有必要進行通俗化的嘗試與趣味化的探索。然而，袁著卻為了追求趣味而喪失了品味，為了強調通俗而自甘於惡俗。他為了說明華夏民族是多民族融合而成，誇張地說，“孔子說的都可能是閩南話。”（頁54）為了強調朱元璋出身寒酸，著者說：“劉邦在前朝好歹還是街道居委會治保主任，還是奧運志願者，領一幫老太太還能幹這個幹那個呢。”（頁196）而班超出使鄯善國，享受的是“五星級賓館，美女服務員”（頁56）。也許覺得這樣趣味化還不過癮，袁著就說皇帝“到三世這幫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整天與閹竪為伍，你想想除了‘下面沒有了’的笑話還能了解什麼東西”（頁40）。除了“下面”，他在通俗化、趣味化上看來也沒有其他的高招。 　　為了追求噱頭與出新，袁著對歷史的比擬，往往不倫不類。他把宋代崇文抑武政策說成是“黨指揮槍，要文鬥不要武鬥”（頁150），借喻的內容與比喻的對象之間缺少共通點。這種插科打諢式的比喻，袁著俯拾皆是。例如，他把宋朝在當時中華文化圈內的主導性影響說成是“以文化擴張”（頁167），在表述上既不嚴謹，也不科學。 　　這種喻指失當，除了讓了解歷史真相的人啼笑皆非，還常常讓對歷史真相並不了解的人對他的借喻究竟確有其事，還只是一種譬喻而琢磨不定，真假難分。例如，袁著說清代圖裡琛“走遍了每一戶蒙古牧民的帳篷，宣講黨的民族宗教政策”（頁238），你因為知道那時還沒有“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尚能判斷這只是比喻。但是，當他說秦律的“特點就是輕罪重刑。你隨地吐痰，吊起來打”（頁41），你若沒有研讀過秦律，就無法斷定“隨地吐痰，吊起來打”，究竟是秦律的條文規定，還是他的設譬比喻。惟其如此，這種不恰當地以今喻古，有些表述又會造成新錯。比如，袁著說秦朝以十月為歲首，“所以9月末是除夕，春節是10月1日，應該過國慶，它過元旦”（頁61），說秦朝春節是十月一日不錯，但它與現在的國慶節卻是兩回事，因為兩者有著中西歷的差異。 　　借古諷今是袁著講課時的最愛，且不說這種做法是否妥當，關鍵在於他運用這一方式一味哄堂大笑的效果。比如他模擬李斯討論郡縣制時的辯辭：“你惡毒攻擊郡縣制度，你不跟中央保持一致，你不反革命嗎？”（頁43）至於他說，明初的胡惟庸案，“這是朱元璋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而“借口大將軍藍玉謀反，這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頁198），其初衷也許旨在批判“文化大革命”，但這種不倫不類的借喻，只會把人們對十年浩劫的痛切反思化解為一種淺薄的搞笑。 　　袁著曾說：“評書講的那個東西，距離歷史的真相其實很遠，……我小時候聽，現在不聽了，一聽就笑，太搞笑了。”（頁192）然而，讀完《玩意兒》，你得到的就是這種感覺，也難怪廣告說他“歷史說得比相聲還好”。不過，這一包裝似乎應該換個詞序，改成“相聲說得比歷史還好”才更名副其實。 三、歷史“又顛倒過來了” 　　作為百家講壇的當紅主講，雖有報道說袁著《兩宋風雲》（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7月版）錯誤成堆，還涉嫌抄襲，我倒很贊同他在該書後記裡引用戴維.麥克卡羅的話：“歷史告訴我們來自何處，將去向何方。”歷史是什麼？後人通過歷史應該獲取哪些教益？這是每一個著史者或講史者必須認真思考與嚴肅對待的問題，也是歷史學的社會價值所在。那麼，作為一本講史教材，袁著試圖傳達一種怎樣的史學觀念呢？ 　　其一，混亂虛無的歷史觀。袁著的史識既相當混亂，又極端虛無。他先在自序裡說，“我們自己寫的歷史書把明清時期寫得一塌糊塗”，發問“為什麼我們自己這麼妄自菲薄？”其後在講課時卻說，“明朝是歷史上最黑暗的王朝。”（頁196）教人不知道該采納其序言裡的說法，還是相信他講課時的論點。不過，你若同意他對明朝的結論，也會躊躇犯難，他上一節課剛說過“元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王朝”（頁186）。兩個都是“最”，自己打起了自己的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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