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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的中國觀

http://www.CRNTT.com   2009-03-11 08:34:35

謝淑麗：美國必須適應中國的崛起 　　西方希望按照自己相信的制度改變中國，這不是什麽秘密。當然，我們希望中國能够漸進地、和平地發展，沒人希望中國出現政治危機 　　本刊記者　楊瀟　發自北京 　　謝淑麗(Susan Shirk)1971年第一次來到中國。作爲美國研究生訪問團的一員，她受到總理周恩來的接見，20多年後她擔任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副助理國務卿，成爲克林頓政府的中國問題專家。 　　如今謝淑麗在美國加州大學任政治學教授。2007年，她的《脆弱的超級大國》一書引發廣泛反響。有人說她給中國貼上“脆弱的超級大國”標簽，可作兩種解釋。其一是奉勸美國，中國內部問題多多，別誤以爲它想取代美國；其二是提醒中國，想成爲超級大國，首先要解决好內部問題。 　　沒人希望中國出現政治危機 　　我在政府任職的時候，美中關係有三個最重要的議程：防止核擴散、貿易、人權問題。當然，現在來說，第一個問題基本解决了，第二個問題成了大頭，第三個問題更多地涉及內政，所以更爲困難。 　　中國人權狀况的改善是顯而易見的。不過這更多是出于中國自己的選擇，而非國際社會的壓力。我們很尊重中國已經取得的成就，但仍然覺得在某些最低標準上有改進空間。而另一層面的問題還包括加强司法力量，讓法院系統更有權威，更專業化。所以克林頓政府會選擇與中國合作，通過技術培訓來加强中國司法機構的力量，而非單純在政治上施壓。 　　我們在政府工作時，會經常性地做一些勸說工作。我們會對他們說，你可以因爲經濟成就而令世界刮目相看，但只有接受普世的規範才會得到真正的尊重。他們則會告訴我們他們已經取得的成就，而且會說，你們關于人權的標準過于集中在政治權利上，經濟權利却不够重視——我認爲，這種看法某種程度上也是對的。 　　不過，我們的民衆希望我們傳播美國的價值觀，所以我們會經常性地作一些演講。我們幷不期待這些演講會對改善現狀有推動作用，但這是美國民衆希望聽到的。你知道，由于中美兩國的政治體制不同，很多美國民衆幷不信任中國政府，所以中國政府改善人權，可以更容易地與歐美打交道。 　　我想我們對中國抱有切實的期待，沒人指望它一夜之間就變得更加民主。 　　當鄧小平1979年來到美國時，每個人都非常支持他、支持中國，他成了當年《時代》的年度人物，因爲他開啓了中國的經濟改革。如果現在中國政府能够宣布一個漸進的方案或至少讓前進的方向更明晰，我想情勢會大有不同。 　　西方希望按照自己相信的制度改變中國，這不是什麽秘密。當然，我們希望中國能够漸進地、和平地發展，沒人希望中國出現政治危機或者暴力革命。我想說的另一件事是，我尊重穩定的重要性，但正如克林頓先生1998年在北大演講所說，真正的穩定應該是自下而上的，應該來源于人民的同意。 　　現在，對于美國的政界商界人士來說，我想，他們最關心的事情還是經濟。人們希望和中國保持好關係以幫助美國復蘇經濟，他們認識到合作將是我們渡過經濟危機的一個重要方法。 　　我想，北京的領導人很明白他們所面臨的挑戰，而且正在努力解决問題。環境和社會保障問題的困難之處在于，地方官員有其自身利益，中央政府如何監管他們、讓政令暢通，這非常非常困難，因爲中國太大了，僅憑官僚系統層層下達命令去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 　　在憲法上，中國是一個單一制國家，但從地方層面來說，中國一些地方政府權力比聯邦制國家下的地方政府還要大。 　　中國需要更多信息傳播渠道 　　我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印象深刻。我想，總體看來中國起的作用非常有建設性、非常重要。政策制定者非常清楚，中國的崛起令一些國家感到威脅，他們很努力地消除這種感覺。他們的工作，可以打高分。即便在中日關係和臺灣問題上中國的政策也越來越務實，這讓中國贏得了更大的國際影響力，也讓中美更好地合作有了更大的可能性。 　　去年人們看到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勃興，但其實過去10多年它一直處在上升通道中。我想，這種情况部分是隨中國國力增强自然發生的，另一部分則和愛國運動有關。 　　民族主義幷不總是負面的，它也可以成爲正面的力量。在地震中的携手互助，讓我們看到了一種對國家的認同感，而當中國人爲奧運、載人航天飛船感到自豪時，民族主義都是很好的、健康的。 　　當然，民族主義這個詞本身有一個略含貶義的隱喻，我們總是說，我是patriotic(愛國的)，而你是nationalistic(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的潜在威脅是排外，它可能給政府壓力，迫使它選擇一些幷不符合國家利益的外交政策。 　　奧運會前，中國網民都在抱怨和抵制CNN及其他一些西方媒體。不管這是對是錯，外交部發言人確實站出來說了一些批評西方媒體的話。就在大批外國記者將要采訪北京奧運前夕，這麽做其實很不明智，也不符合自身利益。我曾經問過一位高級官員：爲何中國政府要表態？讓網民表態就好了嘛！他告訴我，你不明白，網民不只在批評CNN，也在批評政府無作爲、表現軟弱。正是這種壓力讓官員覺得有必要回應，即便這種回應不利于國家利益。 　　總有人告訴我中國的年輕人只想著賺錢，只關心他們的職位，不真正關心政治。我不這麽認爲。這只是因爲他們參與政治的機會太有限，而互聯網就是一個出口。 　　問題在于，中國領導人有時會發現，從網絡上得到的信息比內參更真實可靠。他們幷不會完全相信內參系統，可能更傾向于認爲，網絡意見更有代表性，也容易對這些意見作出過大的反應。但你知道，喜歡在網上發表意見的人在任何國家都是相對極端的，他們是存在偏見的。如果中國有更多自由表達意見和傳播信息的渠道，或許可以避免這種偏見。 　　很多美國人認爲中國是一個經濟威脅，擔心來自中國的競爭，而且這種擔心隨著經濟危機的加深而繼續增加。 　　我總覺得制度比文化重要。我1970年代第一次來中國，那時沒人努力工作，去建築工地，會發現工人都在曬太陽，但現在每個外國人都會說，他們真努力！一樣的文化，但激勵體制不同了！ 　　美國人在世界上占據統治地位太長時間了，中國的崛起是他們必須學會適應的，我與奧爾布賴特(美國前國務卿)共事時，她會說“多極化”——這個詞是中國願意提及的詞。我們正在進入需要合作的世界。當然，當球場上選手越來越多，合作也就越來越困難，但方向就是如此。我也希望，美國的新一届政府能够做得比他們的上任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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