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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經濟新常態至少要完成三大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4-08-05 08:58:57

避免刺激的後遺症 　　文章認為，假設宏觀調控有了比較精准的目標，並確信經濟真的需要一定程度的刺激，就要想辦法避免刺激帶來太大的後遺症。過去的教訓是，經濟刺激過程中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平台獲得了最多的資金，刺激之後則帶來如下後遺症： 1）杠杆率上升過快，帶來金融風險；2）經濟結構重型化和國企化。在經濟刺激階段，多數資金流向了基建、地產、重化工行業，從所有制性質來看，多數流向了國有企業和融資平台。其結果是經濟結構進一步扭曲（投資占比繼續上升、污染更加嚴重）、“國進民退”更加嚴重；3）產能過剩嚴重。相對於民企、服務業來說，國企和重化工企業多為重資產型，大量過剩產能形成後調整十分困難。 　　　導致上述舊的調控模式及其後遺症的原因很複雜，不僅涉及對宏觀形勢和對增長潛力和調控目標的“精准化”判斷問題，還與“舊常態”下許多體制因素有關。 　　一、 幹部考核的激勵機制。如果地方幹部的考核機制是以投資和GDP增速論英雄，則在經濟下行時就會出現一片叫苦之聲，宏觀決策所面對的所謂“下行風險”的壓力就會被人為放大，從而往往導致過度刺激。另外，目前的幹部管理體制也導致了一些大型國有企業追求規模最大化的傾向，而負債經營則是擴張規模的“低成本”路徑。這個因素也加大了國企追求高杠杆的偏好。 　　二、 由於地方政府和一些國企的軟預算約束問題，負債決策草率，導致了平台與國企“加杠杆”的“高效”，能夠在短期內快速提升投資和經濟活動量。這在相當程度上“符合”過去追求刺激政策要快速見效的宏觀需要。 　　三、 “不允許局部風險發生”的行政激勵機制，導致強烈的隱性擔保預期。在經濟下行的過程中，由於平台和國企有“隱性擔保”，銀行和債券市場出於避險考慮，也更願意為其提供資金，而對小微企業則退避三舍，加劇了“國進民退”的問題。 　　四、 國企和平台的融資渠道多而寬，而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不暢。相對於中小微企業，大企業的融資渠道更為暢通。佔中國銀行體系資產近80%的大中銀行以及債券、股票市場，主要服務於大企業，包括國企和融資平台。但是，由於准入管制過嚴，服務小企業的民營中小金融機構發展受限，加劇了中小企業融資難和融資成本居高不下的問題。在宏觀調控對金融體系注入流動性之時，由於上述融資渠道的不對稱性，資金容易大量流入國企、平台和重工業。 　　五、 財政的逆周期調控作用有限，經濟下行時不得不“金融救市”，加大了杠杆率上升的壓力。歷史上，我們對財政政策的擴張性多用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來衡量。表明上看在經濟下行階段（如98年和09年）這個比重明顯上升，財政政策似乎起到了明顯的逆周期調控作用。但是，用國際通行的剔除周期性因素之後的“財政脈搏”指標來衡量，可以發現中國財政政策的實際逆周期調控能力明顯低於赤字/GDP指標所顯示的效果，有些時候還呈現順周期的作用。由於在經濟下行期間，財政政策沒有發揮足夠的逆周期作用，逆周期調控的壓力就容易轉化為 “金融救市”的壓力，而過度使用貨幣信貸擴張則必然導致杠杆率大幅上升等長期後遺症。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要解決這些導致“舊常態”下的調控模式的弊端，不僅僅是簡單地改變宏觀政策的技術參數的問題，還必須要改變造成這些舊的調控模式的體制原因，推動一系列深層次的改革。這些改革至少應該包括：改革地方幹部的考核體制，引入以民生指標為主的考核體系，實質性地扭轉以GDP論英雄的激勵機制；引入市場化的國企經理人選拔機制；建立一系列硬化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預算約束的新機制（比如用法規形式建立地方債務的上限、公布全口徑的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建立滾動預算和債務可持續性預測、利用市政債發行來提高地方財政透明、推動國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許一些平台和國企違約等），放寬對中小金融機構的准入管制，建立和參考財政脈搏指標來減少財政順周期調控的傾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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