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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成關:中國基層權力“家族化”危機 | |
http://www.CRNTT.com 2013-08-21 11:22:32 |
二是形成“老子當官兒當官”的“隱性腐敗”。因為有血緣的特殊關係,處於血緣網織中的人可以在權力場域或格局中輕而易舉地獲得一席之地,質而言之,“血緣社會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陳代謝作用、生育,去維持社會結構的穩定。父死子繼:農人之子恒為農,商人之子恒為商—那是職業的血緣繼替;貴人之子依舊貴—那是身份的血緣繼替;富人之子依舊富—那是財富的血緣繼替。” 三是形成“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規模效應。權力“血緣化”的慣勢一旦形成,不光是家庭內部,所有與之有粘連或私人化的東西都有可能沾上腐敗的光,正如馮友蘭先生說的:“家族制度過去是中國的社會制度。傳統的五種社會關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中有三種是家族關係。其餘兩種,雖然不是家族關係,也可以按照家族來理解。君臣關係可以按照父子關係來理解,朋友關係可以按兄弟關係來理解。”因此,在權力的家族化過程中常常伴隨的是諸如權力“秘書化”、“二奶化”、“情婦化”、“司機化”等現象,這也正是一位貪官落馬,其妻兒老小、七大姑八大姨、秘書、司機、二奶等都難以擺脫幹系的原因所在。 倫理政治導致的人治主義效應。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實行德治和禮治的治理模式,仁為價值理性,禮為工具理性,毋庸置疑,二者在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的發展治變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時也導致了政治的倫常化和政治統治過程中人治主義的泛濫和盛行,並遺留至今。眾所周知,對國家的治理應該是德、法並舉的過程,對於任何一方的偏廢都將使政治發展偏離正常的軌道。由於傳統政治文化過於倚重道德理性的政治優先性,所以在社會治理上,總是希冀於由貴人、賢人和智者來統治,而對為政者個人德行的過分倚重,卻最容易導致人治主義,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中庸》),講的就是這種道理。質而言之,人治主義的根本就是所有的政治問題都系於君主和大小官吏的德性修養、個人意志及其忠奸智愚之上。在這種規律之下,必然體現以人情治國為弊端的人治主義效應: 一是官員法律意識淡薄,以人情干預或替代法律。由於重人治,而人治的毛病,往往變成我就是法律,生殺予奪完全由我,最後就變成沒有制度,以人情干預或替代法律的事也就變成了一種常態,所謂“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朱文公文集.卷四十》) 二是民主意識淡薄,以人情干預或處理政務。人治的另一重要特點就是講究“關係主義”,任人唯親,即根據關係的好壞、親疏程度及對方是否有背景、資源來決定事情的辦理方式,最終形成一張張私人聯繫所構成的網絡。 現實的體制性障礙 近年來,我國一直正處於社會改革發展的轉型期,遭遇和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挑戰和問題,加之一些歷史遺留問題的影響,也給基層權力家族化現象的滋生提供了溫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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