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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寅初的遠見和勇氣：因發表新人口論遭批判

http://www.CRNTT.com   2012-10-13 08:10:04

1957年11月17日，馬寅初（中）與馬本初（後右、次子）、唐申娟（後左、馬本初妻子）、馬思潤（前右，馬本初長女）、馬思澤（前左，馬本初長子）在東總布胡同家中。屆時為發表《新人口論》後4個月，批判浪潮來臨前夕。   　　將《新人口論》重置於人口學發展的時間線上，讀者可以看到，自馬爾薩斯被馬克思批判後，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靠革命還是靠節育，早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判斷，而是一個敏感的政治立場的選擇。 　　時移事遷，世界罕有的、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在中國推行30年後，中國的人口問題已經走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人口態勢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未來中國將處於一個長期的低生育率、嚴重老齡化的社會。 　　一些學者根據自己的調研和判斷，逆流發聲，建議調整現行生育政策。不同的歷史情境下，他們和馬寅初一樣，同樣面臨著被誤解、被忽視、被指責的命運，所幸的是，在人口問題上，因言獲罪的日子一去不複返了。 　　“我們將面臨一系列完全陌生的人口問題，現在應該有一個全新的視角和開放的心態，鼓勵認真的學術討論。”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顧寶昌先生和多位人口學家、社會學家，於2004年、2009年兩度聯名上書中央，主張“在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嚴格控制多胎的條件下，有計劃地逐步放開二胎生育” 。 　　正如顧寶昌教授所言，“對人口問題的認識需要一個過程，你認識得越晚，積累的問題就越嚴重，付出的代價就越大。馬寅初和那些社會學家當初已經預見到人口激增將要出現的問題，提出了建議和對策，但是社會不接受，等到要面對的時候已經太晚了。這和我們現在的情況是一樣的，但既然你在做人口研究，你就有責任向社會向公眾向政府說清楚，這樣下去會出現什麼狀況。” 　　馬寅初的孫子馬思澤先生誠懇地與我們分享了他父親馬本初以及他本人在這個特殊家庭的成長故事。他時常在不同場合聽到人們議論他的祖父，儘管歷史不容假設，但人們提到馬寅初先生時，總是特別渴望能夠為歷史摁下一個倒退鍵——如果決策者能在建國之初聽取馬寅初等人口學者的建議，適當控制人口，或許我們不必經歷長達30年的“一胎制”，不會出現那麼脆弱的421家庭模式。 　　馬寅初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一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 　　本刊記者　徐梅　實習記者　易潔　發自北京 　　想叩門的手，舉起來又放下，再舉起，還是收了回來。  　　這是1979年初，站在馬寅初門口的是北京大學新聞學專業58屆畢業生黃安棟，他在畢業前被打成“右派”，發配至北大荒勞動3年。 　　“我當時就是想對老校長說，您的一名右派學生終於被歷史宣判無罪了！我去了兩次，最終都沒有敲門，因為馬寅初先生當時還沒有徹底平反，我不忍去擾亂他老人家的平靜。” 　　東總布胡同32號院裡，下肢已經癱瘓的馬寅初不曾知曉一個學生在門外的躑躅。 　　1961年辭去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回到這個小院時，79歲的他還很健朗。他的“新人口論”和“團團轉理論”自1958年開始被批判，高壓之下他提筆應戰，“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 　　持續兩年多的大批判中，馬寅初沒有寫過一個字的檢討。“我平時不教書，與學生沒有直接的接觸，總想以行動來教育學生，希望他們在求學的時候和將來在實際工作中要知難而進，不要一遇困難隨便低頭。” 　　“那個年代讀到老校長的雄文，精神上的震動極大，”北大荒的冰天雪地裡，黃安棟持續向北大黨委申訴，“我一再申明我是被錯劃為右派的，‘文革’期間也沒有停止過。學校黨委給我複信說，右派是不能平反的。後來甚至威脅我，再申訴，就要將信轉到我所在的地方黨委，以‘右傾翻案罪’論處，但我一直謹遵老校長的教誨，沒有隨便低頭。” 　　萬馬齊喑的高壓年代裡，大量知識分子以政治話語取代學術話語，深刻反思、滿心懺悔，痛失個人尊嚴和學術底線。馮友蘭晚年在《三鬆堂自序》中提到：“我當時的思想，真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而有嘩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 　　馬寅初敢怒敢言敢堅守的知識分子氣節使得他成為後世學人的精神風標。季羨林曾說，建國後的知識分子中他最佩服的一個是梁漱溟，另一個就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馬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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