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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一個自由主義者的正常死亡

http://www.CRNTT.com   2012-06-09 09:08:14

毫無疑問，陳趙二人的推論是有道理的，這個道理首先是符合他們作為作者本身的文化想象，其次是符合他們對於王國維的認定以及中國後來之讀書人對於王國維的認定，這樣的說法就使得王國維之“自殺”從令人難堪的“殉清”之說上升開來；簡單來說，這樣的說法是被需求決定的，雖然它與“經此世變，義無再辱”能夠緊密契合。但是這個方向上的理由，如果用自殺動機來解釋，顯然很難說得過去。 　　從利他性上來講，王國維的“自殺”在陳寅恪的描述當中很具有屈原之死的類型特點，但屈原之死有明顯的利他性特點，有血諫的類型化特征，但王國維之死並不具備這樣的利他性；再者，王國維顯然不是自我性自殺，他對這個世界還有很多話要說；其三，如果是失調性和宿命性，那麼也是缺乏足夠證據的，在目前可見的所有證據當中，都將王國維存身的文化系統概括以一個“清”字，有說王國維聽了梁啟超的話害怕共產黨的，有說王國維害怕剪辮子的，但將這樣一個在中國文化史上地位極高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無中西、奉行“對宇宙人生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強調“每從遊戲得天真”的藝術家——我們在評定王國維的時候總是強調他在學術上的地位，而忽視了他在包括詩歌在內的藝術價值。按照叔本華的悲觀主義論調，王國維顯然並不死那種一味拆借負向價值的悲觀主義者，苦悶的根源和悲傷的情緒信號很難成為其自殺的動機。 　　如果說王國維之死不能用自殺的心理分析來解析，那也未必證明王國維就是“他殺”，我們還需要另外的證據。 “他殺”：存在於知識分子中的利益關係 　　讓我們再回到王國維死後的現場，在給王國維定性“自殺”的過程當中，除了死亡現場之外，還有個非常重要的關係人和一個非常重要的群體：羅振玉和以陳寅恪為代表的一幹知識分子。從王國維到羅振玉再到陳寅恪、梁啟超等知識分子，形成了一個解讀王國維之死的密碼鎖，而這個密碼鎖的鑰匙顯然不在1927年的中國頤和園的昆明湖，而在1973年從蘇聯發往西方資本主義自由世界一個包裹當中。 　　這個密碼鎖涉及到三種知識分子的造型。倘若羅振玉是殺死王國維的凶手，他的殺人動機是非常充分的且明顯的——尤其是在他偽造了一份王國維的“遺折”向溥儀討要謚號之後——如果他和王國維真的存在個人糾紛，那麼甲方已死，有事只能燒紙；而作為一種忠於清室、後來甚至不惜當“漢奸”的“禦用文人”，他可以利用王國維的文化地位做一次非常醒目的公關——如此重要的人物，在當時清廷岌岌可危的情況下自絕於世，顯然會讓很多人對清廷的正義感加分。如果情況真的是這樣，那麼羅振玉的犧牲精神顯然要遠遠大於他自己所“描繪”出來的“忠臣”王國維。這是第一種知識分子的造型。 　　第二種知識分子的造型來自於王國維“自殺”的證據。王國維“自殺”是被頤和園一個掃亭子的人發現的，當時昆明湖的水深不過兩尺，而王國維並非是溺斃，而是被淤泥堵住了口鼻耳目，當時被抱上來的時候，據說內衣還沒有濕透，而聞訊趕來的人是趙萬里和衛聚賢。這裡面有兩個疑點：一是，掃亭子的人一聽見落水聲就跳下去，把人抱上來，但即便在“內衣都沒有濕透的”時間內也晚了，理論上來講，只要憋氣不超過兩分鐘，人不會死亡；第二是，王國維並非“溺斃”，也就是說他的呼吸道裡沒有積水，而當時的人把他從兩尺深的水裡救起來，第一件事竟然不是把王臉上的淤泥剝掉？一個是時間，第二個是救人的人的基本反應都存在疑點。而能為這個現場作證的人是趙萬里和衛聚賢，從這兩人在王死後的情況來看，他們所秉持的生命哲學和政治觀念顯然和觀堂老人有很大差別；而為王國維“自殺”之前的種種行狀提供證據最多的又正是這兩個人。 　　第三種知識分子的造型就是在接到消息並相信王國維是“自殺”之後的陳寅恪。和趙萬里、衛聚賢一樣，他們的可疑之處正是在觀堂老人死後的數十年裡迥然各異的人生的軌跡。一般意義上來說，陳寅恪被認為是王國維的“悲劇”的某種延續。而要認定這某種延續，認清這密碼鎖中三個環節的不同類型知識分子的重要性。首先要界定何為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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