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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市有多少窮人

http://www.CRNTT.com   2011-08-23 11:05:52

農民工對城市穩定的影響則是另一個層面上的。“北京的外來人口有700多萬，占市民總數的三分之一。這些人收入低，流動性強，如果不能轉成市民，他們將給社會治安綜合管理帶來很大麻煩。”宋迎昌認為。 　　相對來說，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們對社會的負面影響較小。但是他們都集中在大城市，存量大，且不斷增長。 　　中國社科院報告分析指出，如果當貧困群體在資源分配過程中長期處於無權無利、被忽視、歧視甚至遺忘時，他們改變現狀的辦法就可能是採取非正常行為來與其他群體抗爭，若貧富矛盾激化必將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和不安全。 　　“城市貧困問題並不可怕，這是一個國家高速發展階段必然出現的問題。”宋迎昌說。 政府的“保底”角色 　　城市窮人的生活和命運能否得到改善？ 　　和世界上許多國家一樣，中國政府扮演了“保底”角色。其代表就是發軔於1993年並於1997年開始實施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不過和所有社會保障制度一樣，它從面世的第一天起就受到各種質疑。不同的人對於這一問題有不同的視角。官員與學者之間、學者與學者之間，經常出現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判斷。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社會保障系主任韓克慶曾為民政部做過一個全國低保制度的評估，“結果顯示，這個制度還是發揮了很好的作用，是一個有效的制度，但是依然存在很多問題。”他對本刊記者說。 　　在韓克慶看來，像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政府對於這一問題也非常為難：“貧困救助其實是無底洞，給政府造成很大的負擔。”他說，“隨著城市發展，這個缺口會越來越大，需要越來越多公共資源的投入。對這部分人，不幫助確實很困難，要幫助，政府會面臨很大壓力，決策起來很困難。” 　　而扶助人群的擴大在所難免。關信平的觀點代表了許多人的意見：“我們要從低保向基本生活保障的標準邁進，也就是從救助絕對貧困人口向救助相對貧困人口邁進。提高低保的標準，我認為合理的標準是貧困救助達到總人口的5%以上，可以到7%或者8%，不要超過10%。” 　　這就不得不牽扯到資金的問題。 　　在城市低保方面，關信平說，資金籌集已經是一個很大挑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現在施行的是財政分擔體制，上世紀90年代基本都是地方政府出錢，地方其實不甘願為此買單。2002年後基本上這部分錢由中央出大半。但是這個政策沒有在制度上進行明確調整，所以中央跟地方每年都是一事一議，今年多點，明年少點。” 　　其實，最近幾年不斷提高的低保標準也蘊含著一定風險。 　　根據相關規定，制定低保標準的權限在縣、市政府手中。它雖然能夠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使之在制定低保標準時充分考慮當地的財力狀況，但也形成“各自為政”的局面。全國2800多個縣，就有2800多個標準，即便是經濟條件相同的區域，低保標準也是不一樣的。 　　民政部社會救助司的官員曾分析說，這會帶來兩方面的問題：一是隨意調整。有些地方確定低保標準主要盯鄰縣，只要鄰縣低保標準調整了，即使當地經濟狀況不許可也要調整；另一種情況是該調不調。就是說物價上漲，低保標準已經不能維持居民基本生活時，仍然從財力角度出發，不予調整低保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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