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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輝：十字路口的中國二元土地制度（上）

http://www.CRNTT.com   2011-02-24 09:36:00

比如我們現在一再講土地私有制搞不得，很重要的就是我們以前經常講的，認為土地私有制會造成自由買賣、土地兼並、社會危機、農民戰爭等等。其實，這種思維模式是和我們以往一直宣傳的一整套理論是連在一起的： 　　第一就是認為傳統時代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土地集中，它導致了地主和農民的對立； 　　第二就是認為土地集中是由土地自由買賣造成的； 　　第三個論點就是認為這種機制（土地自由買賣）導致了中國歷史的一個周期現象，就是一個王朝早期土地比較平均，然後由於土地私有制的買賣，土地兼並就越來越厲害，後來就有了地主和農民的對立，造成一場社會暴亂、農民戰爭之類，這就用來解釋中國的一治一亂； 　　第四個就是用它來解釋中國的革命，因為所謂反封建，講得簡單點就是消除地主制，就是所謂的搞土地地權，我們認為就是近代中國的核心問題，而且用它來解釋中國革命。在這種解釋話語下，中國革命基本就被解釋為（在國內層面，國際層面就不講了）主張土改的人和反對土改的人的一場較量——共產黨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所以就贏得了農民的支持就贏得了革命，而國民黨是反土改的，所以就失敗了，被農民拋棄了。如果按照這種邏輯推理，那麼緊接著下一步，集體化就非搞不可。因為消除了大土地私有制以後，肯定還要接著消除小土地私有制，否則的話，又會出現上述的周期現象。所以搞了土改還不算完，接著還是要搞集體化的，如果不改集體化的話，那土改等於是白搞了。正是因為這點，所以早在農村承包制改革一開始，出現了很多反對的輿論，就是所謂的什麼“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所謂回到解放前，其實不是回到地主制，其實指的就是回到單幹。按照他們當時的說法，只要單幹就會由於自由買賣造成土地集中，就會回到解放前。所以為了把這個理論給說圓了，當時很多人下了很大的功夫，比如我們有一位朋友，周其仁先生，當時就挖空心思地寫了一篇文章，叫做“兩種小生產不能混為一談”，說其實小生產是不會導致兼並的，或者說兼並是有益無害的，過去其實主要不是小生產本身的問題，而是自然經濟的小生產會產生的問題。按照周其仁先生的說法，如果是商品經濟的小生產，似乎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這其實是為了解決我們當時的理論困惑。很顯然，這種解釋實際上是很不成功的，因為實際上，如果要從土地兼並的邏輯講，恰恰是商品經濟的小生產最容易發生兼並，自然經濟的小生產倒真是很難說。所以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其實一直就沒有解決，而到了現在，它又被拿出來，作為土地權利不能交給農民的一個理由。 　　所以，如果我們要真正從理論上反思，就是對現有這整套體系的反思。至於現實，我覺得不是什麼反思的問題，其實主要就是怎麼去制衡既得利益的問題，現實就幾乎已經沒什麼道理可講。就像我剛才講的那樣，如果真是要防止無地農民出現，其實很簡單，第一不允許搶農民；第二，如果農民賣地太傻，政府可以審查一下。這兩個解決了不就行了。但是現在就是不幹，就是可以搶農民，但是農民不能賣。你說這個有什麼理由呢，這和防止無地農民有什麼邏輯上的關系呢？那麼我現在就要講講，這套邏輯前面的那些命題。 　　關於這點呢，我覺得這應該不是我個人的研究，這幾十年來，包括中國的經濟史、社會史，也包括現代史，比如包括像奎鬆先生搞的那個民國時期的歷史都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我覺得不管人們怎麼解釋這個現象，但是至少就現象本身而言，我覺得研究這20年的歷史有一點應該已經逐漸得到共識，就是傳統時代土地很集中這個說法就是受到質疑的。 　　不僅一些自由派的人士，包括也不知道屬於不屬於自由派的人士，像我照樣，有過質疑。就是像一些很正統的人也會有過質疑，包括中央黨校黨史調研室的前主任郭德宏先生，他也是老革命了，是離休幹部，他就講這個傳統時代地主占有土地只有百分之三十幾，而不像我們以前講的那樣是占了百分之七十幾。當然他理論解釋上他是加了個帽子，就是即使是百分之三十幾，也足以證明那時候地主制還是整個占主導什麼的。不管怎麼說吧，至少他還是承認說我們以前講的這個土地集中的狀況誇張得很厲害。還有一點就是那個中國國家統計局，那個時代國家統計局的局長是李成瑞先生，大家知道李成瑞先生是很重要的毛派代表，經常寫萬言辭，經常指責資本主義土地如何不好。但是李成瑞先生在主持國家統計局的時期，他就做過一個工作，就是把土改時期不同地區的地權資料做過一個分析，當時出來的報告結論也是土改前中國的土地沒有過去講的那麼集中，當然各地的情況不同，有的地方比較集中，有的地方比較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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