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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偉時VS杜維明：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

http://www.CRNTT.com   2011-01-02 09:32:44

杜維明：你剛才講的那些問題我一直都有關注，也就是對政治、制度、文化在社會上的具體表現都很關注。若只關注在人倫、道德，可能有點片面，制度當然是很重要的。我基本的理解是，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有相對的獨立性，基本上從孟子所代表的精神開始，像“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念，還有民本的觀念。關於知識分子的獨立風格，像錢穆他們講的很多，相權（宰相的權）和皇權（朝廷的權）之間的複雜關係就是一個例子。當然，不論有多少制約，皇權仍然是至高無上。 　　另外，知識分子的抗議精神由來已久，有些是體制內的，就是諫議制度。他們對於朝廷的私欲橫流，進行非常嚴厲的批評。也有很多不在政治體制內的，像大家熟悉的明代東林黨領袖，顧憲成所撰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他絕對不是政權的附屬體。但這裡面有一個嚴重的誤會，認為知識分子和政權的關係是皮和毛的關係。我認為知識分子在傳統的中國文化發展中，雖然沒有像西方政教分離的、純粹是屬於基督教傳統或僧侶階級的，但也是獨立的。 　　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其實是從俄羅斯十二月黨人開始的，它最突出的特殊性就是抗議精神。但俄羅斯知識分子對參入體制有一個嚴厲批評：只要進入體制就不屬於知識分子。如薩哈羅夫作為知識分子，因為他是氫彈之父，他的研究絕對受到政府的資助，但是他仍然強烈地對現實政治進行批判。還有戈爾巴喬夫，因為他在政治體制之內的，就不屬於知識分子。 　　參入體制內的問題，在法國情況就有很大的不同。法國薩特是抗議精神很強的代表。還有另一位思想家，雷蒙•阿隆，他是戴高樂的左右手。寫《人的命運》一書的馬爾羅是文化部長，當然它們都屬於體制內的。德國也一樣，有很多最重要的知識分子都在體制內，德國大學教授很多是官員，校長都是由政府任命。美國的知識分子更是，如果有資格、有機會到華盛頓作參謀，能夠介入政治，大家認為那是一個光榮。 　　不講過去，就說現在，中國當代具有抗議精神的很多知識分子和政府的關係很密切。比如王若水做過《人民日報》的主編，李慎之曾是社會作科學院的副院長。還有很多完全是在政治體制內部的，但是他們仍然有敏銳的批判精神。所以，我認為在政權內部，或媒體、企業各界，在各種不同的社會階層中，都可以發出真正的知識分子聲音，不一定是反政府的，只要它體現良知與理性，都具有一種真誠的批判精神。 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的張力 　　主持人：您剛才舉到了兩個名字，我特別想說的是，他們都已經成了我們的網絡敏感詞，基本上成了不能出現的名字。在這個問題上，講知識分子獨立性和社會、政治發展的關係，還要請教一下袁老師的看法。 　　袁偉時：我是這樣看，王元化先生對陳寅恪先生那段話的理解有問題。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明確說：“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所依托以表現者，實為有形之制度”，隨著“社會經濟制度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亦終歸於不可救療之局。”民國以來，很多知識分子想對三綱重新解釋，有的人把君為臣綱，解釋為職業的忠貞精神，對上級的尊敬、尊重。這樣的解釋，我認為是非常勉強的。現代社會的上下級關係和其他人際關係，人格上是平等的，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與三綱的依附和服從格格不入。所以，三綱確實是像陳寅恪先生講的，是無可療救的。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現在的危險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過度美化。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破壞、摧殘傳統文化，那是犯罪，我想已經不是社會的主流。傳統文化要保護沒問題，要繼承也沒問題，要發揚也沒問題，問題在你將傳統文化放到什麼位置上？這裡面就要對時代有恰當的把握。我的理解是，每個古代文明都有自己的貢獻，到17世紀以後，匯合成為現代文明，它的代表者是西方，即西歐、北美。現代西方文明，吸收了東方文明很多東西，包括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各個方面的精華。 　　吸收了這些，它就締造了一個文化高峰。這個文化高峰過去簡單說是“西方文化”，我認為不夠全面，準確地說是“現代文化”。這個現代文化是人類共同的財產，各種文化的精華匯集，凝聚為人類的共同價值，體現在1948年各個國家的代表討論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中。宣言的基石是羅斯福提倡的四大自由，終結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論爭，將兩種思潮的精華結合在一起。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是文藝復興以來形成的現代文化的精粹；“不虞匱乏的自由”是社會主義精神；“免於恐懼的自由“總結了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和斯大林的專政社會主義的負面教訓。於是，成就了一個新的思想基礎，發展成為1948年12月的《世界人權宣言》和1966年12月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它的內容成為判斷不同國家和地區人類是文明還是野蠻、興旺還是衰敗的一個很重要的標尺；既是現代社會的標準，又是達到這個標準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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