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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蕪其人與“胡風事件”

http://www.CRNTT.com   2010-05-28 12:16:26

聶紺弩夫婦曾上書,認為“不應該從一些信上的只言片語就認定胡風是反革命”。  　　當事人康濯也指出:“在學術和理論的鬥爭中,最後搬出私人之間的信件作為反革命政治定性的根據,這在今天看來顯然可以肯定是不妥的。”   　　舒蕪的出現是中國當代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它開創了以私人信件作為“政治定性”的先河。舒蕪被稱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公開“告密者”。  　　但舒蕪並不認可,並且他還舉例說魯迅當年也是在未獲授權的情況下,發表過徐懋庸的信件,以證明自己“交信”有理。  　　有資料顯示,舒蕪把胡風的信件握在手中伺機“拿出去”的想法由來已久。舒蕪後來曾說,他想拋信,是因為1954年7月聽聶紺弩說胡風“當年發表《論主觀》是為了批判”,一怒之下說:“我手裡有他的信,拿出來可以證明事實完全相反。”而按梅志撰寫的《胡風傳》中的說法,舒蕪當時對聶紺弩說的這句話是:“他別厲害,我手裡還有他的信呢!”——由此可見,信件始終是舒蕪押在手中的一個“法寶”,打出這個法寶是遲早的事。在胡風去世十二年後,舒蕪又在1997年第二期《新文學史料》上發表的《〈回歸“五四”〉後序》中,再次引用了胡風的另外三十七封信。為此招致胡風親屬們的指責:“……時隔四十多年後,在社會主義法制正逐步建立與完善的今天,舒蕪先生仍舊如此行事,於法於理,都令人不能容忍!” 　　  良知的懺悔與悲劇的終結  　　  　　然而,因批判胡風作出“獨特貢獻”的舒蕪並沒有得到提拔重用,他甚至被當做“異類”,使人覺得有些“可怕”,他被安排到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中國社會科學》做業務編審。1957年他同樣被打成“右派”,撤銷編審職稱和編輯室副主任職務。“文革”中被抄家勞改。  　　當潮水退盡,複歸平靜後,舒蕪的心情並不平靜。盡管胡風家人曾說過“我們從來沒有要求他懺悔”的話,但舒蕪還是意識到“交信事件”產生的嚴重後果,他在撰寫的《回歸“五四”》、《舒蕪口述自傳》等著作中表示了他的悔恨之情:“雖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導致了那樣一大冤獄,那麼多人受到迫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發狂,各式慘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時代的全部好友,特別是一貫勢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風,我對他們的苦難,有我應負的一份沉重的責任。”  　　胡風當年出獄後,周揚曾親自到胡風家中去看望,他握著胡風的手說:“責任由組織來負,我向你誠懇道歉。”他又在全國文聯代表大會上公開向胡風、丁玲等人道歉和懺悔。  　　事件親歷者林默涵說:“胡風案在文藝界和社會上引起很大震動,給受害者帶來了很大不幸。我作為‘胡風事件’的參與者之一,是負有一定責任的,也是深為抱憾的。”  　　人民日報的女編輯葉瑤也說:“我自己也曾不止一次地自問:我在這一冤案中應負什麼責任?光說‘奉命組稿’,良心上說不過去。雖然我的確沒有存心害人,這是實話。但過失也能害人,能不承認嗎?我對自己的回答是肯定的。”  　　舒蕪還談到“文革”中曾被利用“批孔”的華東師範大學楊國榮教授時說:“楊國榮的悲劇是社會歷史造成的。幾十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包括自以為懂得馬列、掌握了歷史規律的知識分子,哪個能掌握得了自己的命運?全部受盡造化小兒的顛倒播弄……不知不覺成了被利用的工具。”顯然,舒蕪在慨嘆別人悲劇命運的同時也想到了自己的遭遇。人們有理由相信這是他的肺腑之言。畢竟,他在胡風問題上已經反思多年。  　　舒蕪等人都談到了“責任”,其實,過後再談論“責任”二字已無實際意義。倒是那個“利用”值得反思。■  　　（來源：《讀書文摘》2010年第三期　作者：于繼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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