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居為重 不可讓樓價狂升

http://www.CRNTT.com   2009-11-05 11:38:08

適量的居屋建設對維持香港社會穩定發展頗爲重要 　　中評社香港11月5日訊／“市民需要安居，樓價太高，何來安居？樓價太低，發展商無利可圖，不願投資，無樓或少樓供應，同樣談不上安居。‘安居’與‘樓價’對立，當然是‘安居’為重。兩者之間要求得矛盾統一或對立統一，絕不能棄安居而讓樓價狂升，那就只能由政府想方設法降低樓價到合理水平了。”《大公報》今天登出林桑田的文章“安居與樓價矛盾難統一”提出上述觀點。文章內容如下：  　　近日，由豪宅“天價”（呎價七萬一千二百八十元）引發了對樓市、土地供應、是否重建居屋，以及社會財富理當如何分配等問題的熱議，其中自不免牽涉到政府的責任、政策和施政理念等方面。以居屋為例：政府停建居屋的決定至今仍未改變，但已有行政會議成員公開主張重建居屋，又有高官說“居屋不會影響樓價”。此說其實充滿玄機，有可能是為政府改變政策、復建居屋做“理論準備”。有些人未作深思，不知就裡而一味附和。其實，同樣是住宅供應，按供求關係的鐵律，即“物多價賤”或“物寡價昂”，居屋哪有不影響私屋樓價的道理？假如（只是假如）政府宣布未來十年每年供應十萬個居屋，合共一百萬個單位，試看樓價會不會應聲下滑？ 　　　　　　　　　　　　　　居屋“量變” 能壓樓價 　　這裡面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因素。倘若每年居屋只供應八百個、一千個單位，對樓價影響甚微──也不能說全無影響，如果每年供應十萬個單位而對樓價仍毫無影響，這樣的情形恐怕在火星上才會發生。換言之，當居屋供應量達到某個水平，必定會引起“質變”，也就是發生明顯壓抑樓價的作用。“由量變到質變”，從哲學上看也是社會規律之一。 　　高官說“居屋不會影響樓價”，愚見以為，這不是說給市民大眾聽的，而是說給地產發展商聽的，以免政府一旦決策重建居屋時遭遇地產界太大的阻力。這是政府高瞻遠矚，防患未然，值得一讚。但這樣的情形也令人唏噓：長期以來，由港英時代起，政府的政策養肥了地產商，結果是連政府也到了不得不敬畏地產商的地步，政府要推行一項與樓市有關的新政策，不能不先看一看地產商的臉色。在“三百六十行”之中，除了地產，還有哪一個行業要政府如此陪小心，如此既敬且畏？不過，坦率地說，即使有學者、高官、政治家發現這一政府與地產界的微妙和尷尬的關係，動也不是，不動也不是，但局面已經形成，且積重難返，現在恐怕是想動也動不了了。最多，也只能是小動，可形容為“微調”或“小修小補”，難以有什麼大動作。若有大動作，惹來大反彈，當政者可能“吃不了兜著走”，此乃智者所不為也。對於樂意維持現狀，更不想得罪地產商的官員而言，“無為而治”最好，“以不變應萬變”最佳，充其量也就是“小打小鬧”。“平平安安到退休”乃上上之策也。 　　　　　　　　　　　　　　　　　　　 市民安居 社會穩定 　　關於居屋與樓市的關係，有兩個概念是一定要區分並弄清楚的。一個是“安居”的概念，一個是“樓價”概念，兩者自然有矛盾，但這個矛盾一定要平衡和統一，社會才能穩定及和諧。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矛盾可以說無處不在。矛盾既有其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安居與樓價之間的矛盾，就是既普遍又特殊的矛盾之一。從哲學的角度說，矛盾和統一是兩個對立面，矛盾雙方既統一又敵對。例如，社會需要穩定，市民需要安居，與之相對的便是樓價。樓價太高，何來安居？樓價太低，發展商無利可圖，不願投資，無樓或少樓供應，同樣談不上安居。樓價的高低，取決於土地供應、地段、面積、地積比率及地價等，也取決於建築用料、建造速度、當年落成數量及地產商利潤等，因素很多，關聯複雜，要達至平衡或矛盾統一殊為不易。 　　但是，安居與樓價這兩個概念的交集，或者說這兩個對立面要使之“矛盾統一”，政府是有責任的，而且，政府在這方面的能力也比任何人要大得很多很多。例如，政府是最大最大的大地主，政府可以供應的土地幾乎是無限量的，因為政府可以用移山填海的方式取得新的土地。同時，政府可以透過土地供應量、土地價格，或者以興建居屋，甚至降低公屋入息限制等方式來影響樓價。此則說明，無論是港英時代或是回歸之後，高地價、高樓價局面之形成，政府都是始作俑者。當然，此外難免也有炒賣的因素，但炒賣者的力量與政府力量相比較，絕對是微不足道，可形容為“蚊髀與牛髀”之比。因此，倘若政府或執政者無意解決安居與樓價的矛盾，任何人都無能為力。 　　　　　　　　　　　　　　　　　　　　孰輕孰重 知所趨避 　　安居，這是基本人權之一，也應該是社會的崇高目標。解決安居問題是政府的責任，且責無旁貸。至於某地的某個政府是否能克盡厥責，那就另作別論了，這裡只能說一句：公道自在人心，群眾眼睛雪亮，歷史自有定論。 　　常言道，人生四事，衣食住行。對香港人而言，“住”是第一件大事。許多人勞碌大半生，才勉強解決這件事。更有許多人勞碌一生，到死也仍然是“無殼蝸牛”。那些做了幾十年“房奴”或“樓奴”的人，到頭來只是令地產商和銀行家富上加富。這便是現代奴隸社會的真實寫照。誰是奴隸，誰是奴隸主，那也不用多說了。現代化的奴隸主雖然以合法的手段賺錢，但合法不等於合理，更不等於公平。 　　剛剛辭世的“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說：“我姓錢，但我不愛錢。”在數以百計的地產商和銀行家之中，能找出一個夠資格說“我不愛錢”的人嗎？巴爾扎克在《高老頭》中說：“沒有一個諷刺作家能寫盡金錢遮蓋下的罪惡。”雨果在《呂意.布拉斯》中說：“沒有比金錢更能腐蝕人心的了。”大概只有那些常常捐款做善事的富豪，他們的心才不易被腐蝕。 　　一百六十多年來，從英治時期到回歸之後，香港始終沒有解決“安居”問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那是更加不必說了。若說在未來兩三年可以人人得“安居”，不再有“無殼蝸牛”，那只能是神話。“安居”與“樓價”的對立，當然是“安居”為重。兩者之間要求得矛盾統一或對立統一，絕不能棄安居而讓樓價狂升，那就只能由政府想方設法降低樓價到合理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