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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亞生：中印之爭的細節與秘密

http://www.CRNTT.com   2010-07-26 10:29:02

第三個原因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中國經濟增長到底能給中國老百姓帶來多少福祉。中國的改革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78-1993年左右。那個階段的經濟增長給中國老百姓帶來巨大的福祉，減貧和農村的改革主要是在那個階段完成的。中國那個階段的經濟增長從數量和質量上來講遠遠超過印度現在經濟增長的數量和質量，那是中國真正的經濟奇跡。第二個階段是從1993年以後中國走上了一條重投資輕消費，重政府稅收和企業盈利輕家庭和個人收入的道路。我認為印度體制的優勢是和自1993年以後“北京共識”的中國模式相比越來越變得明顯。  　　“北京共識”的中國模式和印度模式最大的差別是個人收入。2010年2月9日《環球時報》有一篇報道稱：全球最大的人力資源咨詢機構ECA國際在45個國家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印度人的工資增長將是最高的，公司預計年工資增長為12%，考慮到通貨膨脹，他們實際的工資增長是7%。如果考慮到這個因素，我國在工資方面與印度的差距可能更大，因為相當一部分工資不得不承擔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或准公共產品提供不足的空缺，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我們的工資不頂花，因為需要花錢的地方太多了。  　　我從來反對那種不增加人民福祉的G D P增長。對於富士康12跳的工人來講，你G D P再快外資再多外匯儲備再大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印度也有很多問題，但它的政治經濟體制決定了它的G D P增長和個人收入總的來說是同步的。而在中國，據統計，勞動報酬在1983年占中國G D P的57%，2005年降到37%，此後一直停留在這個水平。這種G D P增長和個人收入脫節在印度是不會發生的。  　　我在這篇文章里著重討論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被公認為是中國相對於印度的一個巨大優勢。但這個基礎設施的優勢是不是就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很多中國的學者，官員和企業家都這樣認為。我很習慣我的少數派的地位———我認為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如果經濟發展來源於建設基礎設施的能力的話，那麼過去400年統治世界經濟的不應該是西方人而應該是埃及人和中國人。埃及人可以建金字塔，古代中國人可以建長城和挖運河，但這些建設基礎設施能力帶來了什麼經濟優勢？  　　第二個問題是印度的政治體制到底和它的經濟發展是什麼關係。國內普遍的看法是印度的民主制度阻礙了它的經濟發展。我再一次不同意這種觀點。證據表明正好相反：印度最不民主的階段是它發展最差的，而它最民主的階段是它發展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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