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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雲：沒有土地，就沒有靈魂

http://www.CRNTT.com   2009-02-04 09:46:35

另一方面，這些年來，雖然寫了數百萬字的文章，但是我一直覺得自己的寫作還沒有真正開始。我希望能够找到一種適合自己的書寫方式，能同時給自己的心靈與理性一個寬闊的出口，而這次是一種嘗試。　 　　王小楊：在“奧運”這等宏大場面與“卑微的生命”面前，我想，您已經將視綫投向後者，這從您以前寫一些文章可以看出來。我覺得，這裏也體現出了您一直秉持著的一個價值理念有關，即一點一滴促進這個社會的改良。　 　　熊培雲：是的，我更願意關注人的具體的歷史。　 　　王小楊：事實上，對于政府决策部門來說，他們更多關注于一些重大問題。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情况下，我們新一輪改革的目光又開始轉向農村，政策重心偏向了廣大的農村。那麽，農村面臨的可能將是一種更爲嚴峻的考驗？　 　　熊培雲：談到“農民問題”，前兩年還有學者提出中國存在著“四農”問題，即在“三農”外再加上“農民工問題”。對于這種“標簽游戲”我是頗不以爲然的，“農字頭問題”越多，可能離中心議題越遠。而我最想說的是“農民沒問題”，“農民工也沒問題”，所謂“農民問題”、“農民工問題”等等更多是“政策問題”，是“城市問題”，農村問題在農村之外。　 　　舉例說，有人說農民安土重遷，思想封閉。然而這是農民的問題麽？衆所周知，近六十年來“城鄉分治”，中國城市城門竪起，在某種意義上說，農民不僅被剝奪了用脚投票的權利，而且被隔絕了現代文明。這樣的時候，你說農民素質低，不如說國家政策的素質低。因爲這個原因，政府首先要著手解决的是城市自我封閉的問題，而非農民沒進取心的問題。如果我們將觸目可見的城市自我封閉的問題歸類于“農字頭問題”，顯然既有失公正，又無的放矢。　 　　事實上，在這種城鄉隔離面前，農民工不但“沒有問題”，而且爲衝破城市封閉提供了方法。近幾十年來，中國城市之所以有了大發展，首先得益于無數闖入者，其中包括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上世紀90年代以來，民工潮席捲天下，農村再次成爲大後方。正是那些拋弃了戶籍觀念、四處漂泊的農民，以一種潤物細無聲式的波瀾壯闊，將壁壘森嚴的戶籍制度變成一扇千瘡百孔、搖搖欲墜的鐵門。　 　　同樣，中國改革也是得益于農民提供的方法。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以斯大林模式爲樣板建立經濟體制。早在1917年蘇聯剛起步時，由于資金不足，對大規模工業化有心無力，于是采用了經濟學家普列奧布拉仁斯基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理論，讓農民無條件地爲工業化支付巨額成本。輕農重工的結果是，“在傳統社會主義國家，農業搞得一團糟。”（阿爾文•托夫勒）　 　　“蘇爲中用”的這種模式也是中國城鄉二元分治的肇始。50年代後期中國又在“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指導下將蘇聯體制推到極端。隨之而來的是1960-1962年的“三年困難時期”和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貧困與混亂使中國政治與社會幾乎走到了崩潰的邊緣——直到無路可走的小崗村農民按上逆境求生的血手印：在封閉經濟盛行的1978年，小崗村18戶農民冒著“殺頭”的危險分田包乾，在客觀上完成了對舊制度的反戈一擊，中國改革才終于浮出水面。中國鄉村，于無聲處聽驚雷。　 　　如今，在中國經濟不景氣的情况下，大家將視綫投向農村。在此過程中，同樣附帶著某些不公平。比如許多人論證說，爲了促進消費、擴大內需，所以要將農民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當然，農民需要社保，勸政府多爲農民做些事情也沒有錯。關鍵在于，將農民納入社保不能成爲擴大內需，增進消費的手段，而應該成爲政府執政的目的。否則有心人會問，等經濟好轉了，作爲手段的社保是不是又可以被取消或者打折了呢？　 　　王小楊：您的這個觀點道出了農民在這個時代中主體性地位缺失。這種主體性缺失，必然使農民無法真正維護自己的利益。但不管怎樣，在現在經濟不景氣的現實下，是不是有了這些“關注”，比沒有要好些，或是一些進步呢？　 　　熊培雲：與其說是進步，不如說是補課。我也樂見中國任何點滴的成長，在這裏我只是在强調一個功能正常的社會，應該工具化國家，而不是工具化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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