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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輝:中國“站起來了”的歷程 | |
http://www.CRNTT.com 2012-01-28 09:54:30 |
當時中國只是派出了華工,付出遠小於二戰,收獲也無法與二戰相比,但也很重要:中國借宣戰之機,一舉廢除了對德奧兩國的所有舊條約,不僅終止了德國在華擴張的勢頭,也開啟了此後廢約外交的先河。 儘管巴黎和會不尊重中國的戰勝國權益,引起了國人的公憤,但正是這公憤,使與民權相關的民族主義(即不同於古代“精忠報國”“夷夏大防”觀念的近代民族主義)在中國出現了第一次高潮。而隨著巴黎和會上被忽視的中國權益在華盛頓會議上得到重視,中國不僅確實收回了德國遺下的侵華權益,並且順勢開啟了持續的普遍“廢約”“改約”談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同時,中國雖然拒簽和約,但仍以戰勝國身份,以參加“一戰”和巴黎和會為契機,開始介入國際事務,參與多邊政治遊戲,並在國際聯盟中積極活動,與清末中國的國際孤立(庚子時甚至是國際厭棄)狀態形成了鮮明對比。 兩次大戰間,雖然中國因為實力太弱,仍然被(主要是日俄)欺負,但國際上普遍同情中國。日、俄對滿、蒙的侵占,長期不被國際社會承認,這在當時崇尚實力政治、習慣接受既成事實的國際上,是很罕見的。 儘管在二戰前,這種同情顯得軟弱,但日本為此退出國聯,蘇俄對國聯也素有惡評(我們以前也跟著罵國聯,現在看來是不對的),反過來恰恰證明了,這種同情並非可有可無。經過國人在抗戰中的壯烈表現,戰前國聯的同情,演進為戰後“聯合國家”的尊敬,這是中國成為“五強”的基礎。 民國時期中國軍隊對外國侵略的抵抗,可歌可泣,非常慘烈,但由於國力與體制的問題,戰果常難如人意。於是,正確的“站隊”,就顯得尤其重要,用前述三個標準來講,就是在盡可能地保持獨立自主的情況下,付出最少的國家權益損失代價,選擇站在功利上最可能的贏家、價值上最文明進步的陣營一邊,使陣營的勝利成為中國的勝利。正是這樣的選擇,使中國在民國時期兩次成為戰勝國之一,這對“中國站起來”具有重大意義。 反法西斯性質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參加的一方,既是勝利者,也是正義者,自不待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正義性雖不及二戰,但從國際政治的功利而言,中國如果選擇不參戰或參加另一方,結果都會非常糟糕:如果不參戰,就不可能借機對德奧廢約,也很難啟動由此發端的普遍改約。而如果參加另一方,只要想想同為“老大帝國”的奧斯曼土耳其由於在這次大戰中“站錯了隊”落得什麼下場,就很清楚了。顯然,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的選擇是正確的。 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如果被汪精衛等親日派引入歧途,不要說當什麼“兒皇帝”,即便是作為自主的盟國,與德意日法西斯搞到一起,那後果也不堪設想:如果日本獲勝,那麼中國也不過與日治下的韓國相當,戰敗了,中國的下場會比奧斯曼帝國還慘!至於什麼聯合國“五強”之一,那就更是想都別想了。 當然,由於實力弱,中國作為戰勝國的權益,無論是在一戰後的凡爾賽體系,還是在二戰後的雅爾塔體系中,都沒有得到足夠的尊重,尤其是建立凡爾賽體系的巴黎和會,被中國人視為國恥,還引發了“五四”抗議;但是也應該看到,凡爾賽體系對中國的不公,後來在華盛頓會議時得到了相當的彌補,正如雅爾塔體系的不公,在斯大林死後也得到了相當的彌補一樣。 總的來講,中國在這兩次(尤其是後一次)正確“站隊”中的獲益,對“中國站起來了”是非常關鍵的。當今國際上經濟比中國更發達的德國與日本、人口比蘇、美眾多而發展也很迅速的印度、同樣從老大帝國的衰落中通過變革脫胎換骨重新崛起的土耳其,都與聯合國“五強”無緣,而中國早在1945年就有了這樣的地位,這兩次正確選擇無疑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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