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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孔子”不離奇嗎 | |
http://www.CRNTT.com 2011-03-12 11:04:12 |
拜封建制之賜,孔子所從事的學術和教育事業都是自由的。在封建制下,每個人通過君臣契約,被禮制劃出一片自由活動的空間。在這個空間內,他的活動不受任何人幹預。沒有人會瘋狂到去幹預別人的事情,只要別人沒有違反禮法。孔子就擁有這樣一個空間。 生活在今天的中國人,想象孔子的活動,就會感嘆,那是一個奇跡。孔子可以自由地收集文獻,整理文獻。孔子可以自由地收留弟子,教育弟子。他的所有這些學術、教育活動,沒有受到過任何人的幹預。孔子可能是落魄的,但他是自由的。 於是,孔子的身上滲透著自由。他也對這個自由進行了反思與抽象。自由讓孔子的生命力向上而挺拔,自由讓孔子雍容而溫和,自由讓孔子天真而純粹。其實,在春秋時代有很多這樣的君子,孔子最為典範。今人如欲尋找理想人格的典範,孔子就是。 孔子的典範,也讓中國的學術和教育事業從一開始就帶上自由的基因。秦始皇與法家後來共同開創了一個消滅學術與教育專制的專制政治傳統。秦以來的中國歷史就是這兩個傳統互搏的歷史。真正的儒者,比如漢初大儒、宋代程朱等大儒、明代的王陽明,晚近的康有為、梁啓超、梁漱溟、張君勱等先賢,均堅持儒家的自由學術與自由教育傳統。正是這一傳統,讓中國文化在兩千多年專制壓抑下,依然保持了一綫生命。 民間社會的構造者 孔子通過自由辦學,也創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間社會。 封建的治理秩序是沒有政府與社會之分。准確地說,在孔子之前的時代,政府和社會這兩樣東西都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存在政治,不存在權力這樣的東西。 到孔子時代,封建秩序嚴重鬆動。有一些強勢大夫開始具有權力意識、政治意識,他們開始從事構造政府的工作。這些努力在孔子之後持續,到戰國時代,中國形成了王權制政府,出現了官僚制、郡縣制——這些東西不是到了秦始皇的時候才有的。 熟悉現代歷史的人們都會知道,一旦政府出現,則人民為了保衛自己,就必須構造社會。如果出現了一個政府,而人民處於原子狀態,那就不可能對政府的權力構成任何約束,政府就可以為所欲為,人民必然成為權力的工具。人民要保衛自己,就必須組織起來。不是說有人就有社會,人只有組織起來,結成會社,才形成當社會。社會就是會社的聯合體。 在春秋戰國時代,由於工商業的力量不夠強大,沒有有效組織起來,並沒有發展出歐洲的“市民”社會。萬幸的是,有孔子,有孔子創造的學術和教育,中國出現了另外一個社會,這就是儒者、士人組成的會社。 在此後兩千多年歷史中,堅持孔子理想、具有道德理想主義精神的真儒者,活躍在政府之外,他們思考“道”,從而維持著一個判斷權力之正當性的超越性標准。他們“志於道”,成為專橫權力的批判者、抗爭者。概括而言,他們構成了一股憲政主義的力量。這些歷史說來話長,就此打住。 從上面幾個角度重新發現了孔子之後,我相信了古人的說法:孔子是聖人。他是今人思考和追求人的尊嚴與優良治理的出發點。今人當然應保持開放心態,可以借助新知走出很遠,但若沒有一個中國的、穩固的出發點,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聖人孔子完全可以成為這樣的出發點。 (秋風,又名姚中秋,獨立學者,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研究員,現居北京。主要從事古典自由主義理論與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譯介、研究。[1]著有《為什麼是市場》,已出版的譯著有:《財產、法律與政府——巴斯夏政治經濟學文粹》、《法國大革命講稿》、《法律與自由》、《哈耶克與古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什麼反對市場》、《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哈耶克傳》。 主持翻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譯叢》。 近年來,在《財經時報》、《中國經濟時報》、《萬科周刊》、《經濟導刊》等報刊上發表了若幹經濟學論文及數百篇財經評論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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