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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舉國體制”與中國可持續發展困境

http://www.CRNTT.com   2011-07-19 10:40:21

新加坡聯合早報今天登載國大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中評社北京7月19日訊／新加坡聯合早報今天登載國大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的文章《“舉國體制”與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困境》，內容如下： 　　因為成功組織舉辦了奧運會、世博會等巨大型國家活動，也是因為有效應對了四川汶川大地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等巨大危機，這些年來，“舉國體制”似乎已經成為描述中國模式的一個關鍵詞，似乎中國和世界上其它體制的不同就在於“舉國體制”。 　　“舉國體制”的另外一個名稱是國家動員體制。應當看到，這種體制在一定的環境下的確能發揮出巨大的優勢來。就是說，國家有能力動員整個社會的力量來辦一些大事情或者應付大危機。不過，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一般的情況是，一個體制最成功的地方，也往往是其最脆弱的地方。如果和西方體製作一比較，人們很容易看到這一點。如果說中國是國家動員型體制，那麼西方體制的主要特征就是市場動員。簡單地說，在西方，如果市場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沒有任何國家和社會的力量能夠平衡市場力量，那麼危機必然發生。上世紀30年代的危機是這樣，2008年以來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也是這樣。反之，在中國，如果國家力量占據絕對主導地位，沒有任何市場和社會的力量能夠平衡國家力量，那麼危機也必然發生。 　　歷史地看，“舉國體制”並不是什麼新生事物。1949年之後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就是典型的“舉國體制”，國家通過政治手段把社會的每一個經濟細胞都組織起來，在短時期內來達成國家設定的目標。“舉國體制”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國數千年的傳統。漢代的《鹽鐵論》就已經把“舉國體制”的道理說得很清楚了。《鹽鐵論》的主題就是論述國家為什麼要壟斷關鍵商業活動，其所舉的理由都和國家動員有關，主要包括國防軍事、應對危機、基礎設施建設和“平准市場”。在西方近代國家產生之前，中國就已經實現了舉國體制，有西方學者把此稱之為“水利社會”。 　　在一定程度上說，很難質疑國家的這些功能。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也論述到了政府的功能，包括提供公共秩序（尤其是法治）、基礎設施和國防等。即使是在西方，近代以來，總趨勢是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扮演一個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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