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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遷的歷史之味

http://www.CRNTT.com   2014-05-02 12:20:28  


 
  鄭培凱初到耶魯,也發現了美國史學界區別於國內的重要一點,就是沒有一個標準史,歷史有各種各樣的講法。在國內,他學到的是大歷史,宏觀,浩浩湯湯;在耶魯,學的是如何捕捉歷史中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每個個體都很重要,不管是皇帝,還是一般的老百姓、販夫走卒。整個史實就是生活本身。”

  當時,清史檔案中比較重要的部分保存在台中的故宮博物院。房兆楹與當時看管這些檔案的負責人相熟,便引薦史景遷去查檔。多年以後,當一茬又一茬的記者問他:您什麼時候第一次到中國?史景遷很自然地回答:1963年我第一次到台灣,而1974年我第一次到大陸。

  台中縣霧峰鄉北溝是一片葱鬱的山林,山腳下的庫房是防空洞建構,空間狹小,光線不足,許多檔案尚待編目。當管理員抱出一堆康熙年間的奏折,客氣地問:可是這些?看看有沒有用。史景遷在心裡稱頌:不是有沒有用,這是天大的恩賜了!他在那裡停留了10天或者兩個星期,研讀曹寅奏請康熙的折子,有些是紙質的,有些是微縮膠卷——他是第一個摸到原件的西方漢學家。

  “看到過影印本的《康熙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對皇帝常見的口吻‘知道了’印象頗深。您看著那些硃批,是否也會有種恍惚,感覺康熙就站在您面前?”《南方人物周刊》記者問。

  用我的話說,那是“一個越過我肩膀的注視”。他是非常坦率的,當然也會發怒。作為一個皇帝,他記下的政事和日常生活出人意料的直白……我喜歡他。他在位61年,平定台灣之亂、三蕃之亂,解決與俄國在邊疆的衝突;他把一些秘密放在心裡;他最信任的是自己或者說自己的記憶。我後來意識到,在康熙的材料中還有其他領域可寫,我當時著重於內政,想知道在他眼裡,統治是什麼。

  他早已讀過《紅樓夢》,知道作者的祖父叫曹寅。“當我在中國正史裡讀到曹寅是一個包衣(注:包衣阿哈,滿語,意指家奴)、織造、巡鹽禦史時,這意味著什麼?他如何應對無限的皇權?”

  透過這些充當皇帝耳目的密折,史景遷看到了曹寅生活的時代的各種制度,看到了繼承帝業的康熙仍在摸索中的治理手段及其相當的彈性;他也看到深得皇帝信任、署理若干肥缺的曹寅是如何深諳見風使舵,懂得利用機會謀利但從不竭澤而漁,閑散耽美,偶爾正氣凜然,又安於隨波逐流……綜合制度、文學、政治各種文獻,一個活的曹寅躍然紙上。當中國的粉絲們一個勁兒追問史景遷對於“帝皇”(包括康熙、雍正、洪秀全乃至毛澤東)研究的興趣,他小聲說:我第一個感興趣的人物其實是曹寅……只是他的開口幅度過小,聲音也低,不知是否被聽到。

  “滿清征服中國後,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我想知道滿清奪走了什麼,而中國人又失去了什麼?過去我研究康熙、雍正,想知道他們如何在中國建立新秩序,為中國帶來什麼改變。到後來,我覺得應該去研究被征服的這一方,他們到底失落了什麼。”史景遷說。

  1965年,他的博士論文《曹寅與康熙:主人與奴隸》出版。魏斐德記得他的導師列文森是如何因這部書而興奮:“清史研究,不會再出現這樣的作品。”而作者一出手就顯成熟的文筆也令列文森贊嘆:“這個人像天使一樣在寫。”

  《曹寅與康熙》為史景遷贏得了頗有分量的波特論文獎(John Addison Porter Prize)和在耶魯任教的機會(注:美國名校通常不留自己的畢業生在本校任教職)。

  鄭培凱補充了另一個重要背景:60年代後半期,在德里達的影響下,耶魯最有名的比較文學系出了一個“四人幫”:保爾•德•曼、希利斯•米勒、哈羅德•布魯姆和傑弗裡•哈特曼,他們先是結構主義,繼而解構主義,總之,相當活躍。歷史系不知不覺受到這股彌漫校園的風氣的影響,許多學者從觀念史轉向思想史、社會史,同學們也開始大量接觸心理學,讀弗洛伊德……耶魯期間,所有的現代派、後現代派活動鄭培凱都參與了。

  “後現代史學有一個立論叫‘彌縫’,意思是說,他們相信歷史敘述中肯定存在縫隙甚至整塊的空缺。因為有著深厚的歐洲文化傳統的底子(人文的底子),史景遷能夠用一種新的眼光、新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史料,從中發現一些被忽略的東西——用他的話說,否則就被浪費掉了——他知道在歷史中,什麼是值得珍惜的。”鄭培凱說。

  所以,當史景遷的第四部著作《王氏之死》1978年出版後,哈羅德•布魯姆(注:那位寫出《西方正典》、《影響的焦慮》的先生)說:“不管它被歸於虛構還是歷史重構,它是文體和敘事上的傑作(masterpi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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