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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包：從傳統習俗到過年政治學

http://www.CRNTT.com   2014-01-31 08:56:53

在大陸地區，紅包的習俗曾在文革時期有短暫隔斷 　　文革時，“恭喜發財”、“紅包”這些習俗都當作了“四舊”，被刻意阻斷 　　1967年，中國開始“破四舊”，過“革命化”春節：“移風易俗過春節，大年三十不歇腳”“幹到臘月二十九，吃完餃子初一早晨就動手”。當時，民眾被發動起來了，不准放鞭炮 、不准燒香拜佛、不准滾龍舞獅。“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革命化春節發起者更是認為：“什麼敬神、拜年、請客、送禮、吃喝玩樂，都統統見鬼去吧！” 　　過年不說“恭喜發財”，說“祝您今年見到毛主席”。這麼一過就是十幾年。而在這樣的形勢下，再加之物質資源的極度匱乏，“紅包”也就在絕大多數地方銷聲匿跡了，少數遵循傳統的老人，也只能偷偷摸摸的塞給自己的後輩。 　　雖然大環境下，“紅包”文化肯定是不被允許的，但一些小細節仍能看到這樣的習俗的扎根之深，除了一些家庭偷偷摸摸的包紅包外，高層也很難完全無視傳統：1963年初，毛澤東開始“還債”，給章士釗2000元，此後每年寄2000元，直到1972年還清，共20000元，接著又開始“還利息”。有趣的是，毛澤東的“還賬日”一直定在了每年春節後的正月初二。 經過動蕩年代後，紅包文化卷土重來 　　如今，紅包多寡被認為與經濟實力有關，富豪和明星的“紅包利是”往往更大 　　在文革之後，“紅包文化”其實有一個香港和台灣的向內回輸。而在香港，是有派發“利是”（紅包錢）的傳統習俗，一般是已婚人士發給未婚人士、長輩發給晚輩、上司發給下屬。由於派發“利是”者重在祝福和心意，收“利是”者也重在討個吉利，因此香港普通市民派發“利是”的金額不大，一般都是10元、20元、50元而已。 　　但對於那些並不“普通”的香港富豪們而言，他們派發的“利是”容量也往往不普通，而且容量多少是一件事關面子和情禮的事情。華人首富李嘉誠的每封“利是”錢一般是500港元，澳門的賭王何鴻燊，同樣見人就派發“利是”，“利是”的含金量在數百到1000元之間，約是普通人的幾十倍。這樣的習俗也影響到了內地，明星和富豪們也往往會在節慶和喜事大派紅包，2011年6月，演員孫儷和鄧超在上海舉行了婚禮。就在孫儷的經紀人給媒體派發禮物和500元紅包時，還發生了兩名在場的娛記為了爭搶紅包扭打的事情。 　　正因如此，現在不少人覺得過節成本太高，其中相當一部分就是紅包開銷 　　雖然和香港廣州等地的“利是”有所差別，北方的紅包會“厚實”一些，不過相對於見者有份的“利是”，北方“紅包”則往往定向贈予較近的親屬。但不管怎麼發，春節的紅包利是開銷都不會個小數目。 　　在一項針對內地2500名受訪者的調查中，有12.5%表示自己的過年花費在8600元以上，還有3.8%高於21000元。而這其中除去路費，就有相當部分花在了紅包等人際交往費上。而《明報》在今年初的一項針對香港人的調查中，發現今年有六成表示會封20元利是，認為總利是預算會超過2000港幣的人也在6成左右。 　　不過雖然負擔重，但這筆開銷往往卻不能省。中山大學的葉春生教授就表示：紅包是中國人的一種交往方式，具有表達祝福的含義。實際上，這種交往方式的意義並不能低估，有時紅包的來往會是個人身處社會關係網絡之中的一個確認，有時紅包的多寡還是衡量彼此關係深淺程度的一個尺度。再次，對於一些人來說，它還是體現個人身份的一個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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