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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行救女”是無良策劃嗎

http://www.CRNTT.com   2011-03-28 09:26:51  


 
  一些一無所有而只剩下生命的民工,卻被某些玩弄文字的家夥稱為“赤貧貴族”,我終於明白“刀筆吏也可殺人”的典故了。這些號稱“無冕之王”的媒體工作者為民工受到制裁而“鼓與呼”,卻不去譴責那些惡意拖欠民工工資甚至醫藥費的建築公司和包工頭。他們不去追問民工為什麼會孤注一擲,卻用“穩定”的大帽子來打壓這些無辜者。

  近年來,不僅出現了民工跳樓事件,還出現過民工綁架包工頭的親屬討還工錢的事件,這些我們誰都不願看到。我認為,單純指責民工是“法盲”於事無補,我們必須從根源上解決問題。誰無父母、誰無子女、誰無兄弟姐妹,誰願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險?我們有多少法律能夠切實保護民工的權益?我們有多少政府部門在為民工提供服務?黃某在跳樓之前,已經嘗試過所有正常的、和平的渠道,比如與施工方談判、比如向勞動部門投訴等等,但這些“傳統做法”全都無濟於事,她才只好“鋌而走險”。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我們把民工逼上這條危險之路。如果我們依然不反思制度的缺陷和輿論的偏差,依然居高臨下地批判民工的“愚昧”和“偏激”,那麼還會有無數類似的事件不斷地發生。在那位“過於聰明”的評論家的筆下,替民工說兩句話就成了“因噎廢食、矯枉過正”,而幫助施工方掩蓋罪行卻成了“主持公正、遵守法紀”,我真不知道這是什麼混蛋邏輯。我為我們有這樣“嫌貧愛富”的媒體而羞愧,我為與我一樣以“寫字”為職業的人中有這樣“冷酷的心”而震驚。正如那位民工所說的那樣,這些讀過許多書的人,難道真的就有很高的“素質”嗎?

  學者唐逸在分析今天中國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和社會心理的尖銳對立時指出:“九十年代以來經濟上的急劇兩極分化,對習慣於平均主義的國民,是一種難以承受的心理壓力,需要一定時間來吸納新的生活方式。而豪華炫富和蔑視平民的新風氣則大大推遲這一過程。暴富令人嫉恨,暴富的手段不光明令人義憤,暴富的豪華令人歆羨,此時暴力便可能成為強悍的弱勢者發洩的出路,或成為非理性獲取資源的手段。”

  他接著講了一個英國的故事:英國社會史家垂威利安在描述十八世紀英國社會生活時,列出某郡體育代表隊的名單,隊長是下層的皮匠,而隊員中有當地首富的大貴族,在訓練和比賽中融洽相處並一律服從隊長。垂威利安評論道,假使十八世紀的法國有類似的社會生活,便不會發生法國大革命。貧富是一回事,而富人對窮人的態度,是否以禮相待與之融洽,是另一回事。真正激怒底層使之暴躁動蕩的,與其是前者,勿寧是後者。

  而在中國呢?唐逸舉出了兩個與之截然對立的例子:“據報紙報導,有一位農家婦女擔了水果上街,被豪華轎車撞翻擔子,撒落一地水果,農婦堅持要駕車的富人幫她撿起果子,富人只肯給她一點錢而堅決不肯折腰撿水果;這時來了警察,當即厲聲斥走農婦。還有一位老人擔了木柴上街,擔子劃了一下疾馳的小轎車,開車人下來不由分說,兩拳便將老人打死在地。貧富不均是一回事。機會的自由是另一回事。而富人以什麼方式對待窮人,又是一回事。在這三件事中,上層(以及所謂中產階級和知識階層)有沒有揮灑出基本的智力與教養,皆關系到社會,以及富裕者自身的安危。”

  民工跳樓事件已然呈現出了這樣的危機,但是我們的媒體不僅沒有正視和試圖緩解這一危機,反倒在加劇這一危機。“民工跳樓秀”這一卑鄙無恥、冷酷無情的漢語新詞匯的出現,鮮明地展示出某些精英人士已經失去了最後的一點同情心和公益心,已經徹底地淪落為權勢集團和富有階層的幫閑、幫忙和幫凶。他們以為自己在“維護”穩定,殊不知他們的做法如同向火焰中澆入汽油,後果如何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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