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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師 與豬為鄰

http://www.CRNTT.com   2010-08-01 10:53:18

辦報方針 　　張季鸞在主持《大公報》筆政後，先聲奪人，提出著名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不主義辦報方針。 “不黨” 　　他說“不黨雲者，特聲明本社對於中國各黨閥派系，一切無聯帶關系已耳。惟不黨非中立之意，亦非敵視黨系之謂，今者土崩瓦解，國且不國，吾人安有立袖手之餘地?而各黨系皆中國之人，吾人既不黨，故原則上等視各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勉附清議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區區之願，在於是矣”。 “不賣” 　　他說“欲言論獨立，貴經濟自存，故吾人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 “不私” 　　他說“本社同人，除願忠於報紙所固有之職務外，井無私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衆喉舌”。 “不盲” 　　他說“不盲者，非自詡其明，乃自勉之詞。夾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自陷於盲”。 　　 　　“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寥寥八字，擲地有聲。“四不主義”一旦公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報》的堂堂報格，並付諸公衆明鑒，天下監督。 　　這八個字，並非心血來潮，並非靈感驟湧，而是淵源有自，思有所本的。 　　張季鸞為文坦承：“我們這班人，本來自由主義色彩很濃厚的。人不隸黨，報不求人，獨立經營，久成習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時，往往與檢查機關小有糾紛。”“中國報人本來以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為理想，是自由職業者的一門。其信***仰是言論自由，而職業獨立。對政治，貴敢言；對新聞，貴爭快。從消極的說，是反統制，反幹涉。”（1939年5月5日《大公報》香港版社評[抗戰與報人]） 　　 　　事實上，張季鸞的確也與中國自由主義的象徵性人物胡適相交相契。一九三三年春，張季鸞、王芸生、胡適之在北平一同吃小館子。季鸞先生品評適之先生說：“適之先生好比龍井茶，總是那麼清新。”王芸生則品評季鸞先生，認為他好比新泡的龍井茶，清新之外還有熱。以胡適之為人為文的平實理性、寬容厚道和冷靜淵博，以張季鸞為人為文的理路清晰、見解獨到和熱情洋溢來看，上述品評，絕非文人之間的互相吹捧，而是知人論世，一語中的。誠如吳鼎昌贈給張季鸞的詩所說的：“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舊；我何與君兩忘之？日見百面如新覯！” 　　 　　1941年5月，日軍進攻中條山國民黨軍隊，發動了中條山戰役。日軍在軍事進攻的同時，還到處散布謠言，以混淆視聽。國民黨為轉移國人的視綫，也利用自己手中的新聞媒介，傳播什麼“八路軍不願和國民黨中央軍配合作戰，乘機擴大地盤”等謠言。蔣介石還指派陳布雷請《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在渝分館總編輯王芸生出來說說話。 　　 　　在張季鸞的安排下，王芸生撰寫了那一篇題為《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的社評。社評在引述日軍的謠言後說：“這些說法，固然大部出自敵人的捏造，惟既播之中外，其事實真相，自為中外人士，尤其我們忠良各界亟願聞知。因此，我們熱誠希望第十八集團軍能給這些說法以有力的反證。”正在重慶的周恩來，看到這篇社論後，當夜疾書一封長信給《大公報》的張季鸞、王芸生，說明晉南戰事真相。周恩來的信寫得非常委婉，首先說：“季鸞、芸生兩先生：讀貴報今日社評《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愛國之情，溢於言表，矧在當事，能不感奮？”接下來，信中一方面駁斥敵寇的謠言，另一方面歷陳八路軍的抗戰業績和共產黨團結抗戰的誠意。接到周恩來的信，張季鸞、王芸生也很重視，他們不顧重慶一邊倒的輿論氛圍，毅然接受了周恩來提出的“將此信公諸讀者”的建議，於5月23日在《大公報》重慶版上全文刊登了周恩來的來信，並配發社評《讀周恩來先生的信》，再次呼籲國共合作，團結抗戰。而這篇《讀周恩來先生的信》的社評，就是張季鸞先生在病床上寫就的。 　　 　　正因為張季鸞在辦報實踐中始終堅持“不偏不倚”、客觀公正的立場，所以，國共雙方的領導都很重視《大公報》，也很看重張季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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