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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人民幣匯率快速貶值的真相

http://www.CRNTT.com   2014-03-27 07:51:41

國際收支表示一國在一段時期內所有對外交易往來的資金收支情況，當經常賬戶與資本和金融賬戶整體表現為順差時，外匯供過於求、導致本幣趨於升值。相反，當兩個賬戶整體表現為逆差時，資金為淨流出該國，外匯供不應求、本幣供過於求，此時除非央行幹預匯率，本幣就會出現貶值趨勢。1998年到2013年第三季度的約16年間，中國經常賬戶始終保持順差，且除極個別年份外，資本和金融賬戶也均為順差。尤其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長期、大額的雙順差格局使資金一直呈現淨流入，外匯供過於求。但由於人民幣匯率長期保持穩定，升值壓力始終沒有釋放出來。因此，自2005年人民幣匯率改革以後，市場認為人民幣有長期單邊升值趨勢，吸引了大量套利資本。事實證明，人民幣在匯改後的較長時間里與市場的預期相同。2003年之後國際收支順差的持續擴大一直伴隨著人民幣升值預期的不斷走強；隨著國際收支差額波動性增加，人民幣雙向波動的特征也更加明顯。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民幣匯率變化直接反映了國際收支的變化，國際收支的變化也直接影響了人民幣匯率的波動。 　　但對於影響人民幣匯率的經常賬戶中長期趨勢，應該放在全球經濟再平衡、國際貨幣體系的變革與中國經濟發展變化中來考察。新世紀以來，人民幣匯率及其形成機制的變化，是在全球經濟失衡中由國內外多種因素促進的結果。全球經濟失衡極大地改變了發達經濟體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之間的貿易與投資結構、官方與私人資本流動結構。隨著新的國際分工的形成和全球製造業的轉移，導致具有勞動力成本優勢的中國在全球貿易體系中地位不斷增強，並形成年複一年擴大的貿易順差。但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後，各國均意識到，日益失衡的全球經濟最終導致了全球經濟的系統性不穩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全球經濟再平衡成為各國調整經濟結構的重要政策導向，如發達經濟體採取了包括降低企業所得稅等在內的多種方式促進“製造業的回歸”，以3D打印和自動化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將在極大程度上降低製造業對低成本勞動力的依賴，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將逐步向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轉變，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加速到來和勞動力成本提高，外國對華直接投資會逐漸減緩，FDI可能向發達經濟體回流。奧巴馬在2014年的國情咨文中更是直言：“全球最佳投資目的國不再是中國，而是美國”。在技術、人口結構和發達經濟體的政策調整促進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過程中，中國也將國際收支的基本平衡當作重要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隨著中國不斷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經常賬戶順差已經連續幾年保持在占GDP比重2%-3%的區間。未來，內需和進口的擴大將繼續推動經常賬戶順差保持低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年1月的預測，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在未來五年中都將處於GDP的3%以內。在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過程中，中國外匯儲備的積累也將放緩。從這個方面來看，人民幣在經歷了2005年匯改以來的較大幅度升值後，進一步單邊升值的基本面因素正在發生明顯的變化。 　　經常賬戶主要受國際分工及資源禀賦差異的影響，但資本和金融賬戶既包含直接投資這樣的長期性賬戶，也包含證券投資和銀行借貸這樣的短期性賬戶，它在受國家間的絕對或比較優勢的影響時，也容易受到利差或國際環境變化等短期衝擊的影響。當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接連實施量化寬鬆政策時，就可能導致大量國際資本流入中國；當發達國家退出量化寬鬆政策以及國內金融風險相對上升時，這些資金又可能較快地撤離。另外，隨著中國逐步加快資本賬戶的可兌換進程，證券投資、其他投資賬戶會呈現資本雙向流動態勢。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資本與金融賬戶本身易受一些短期因素的影響“快進快出”，而中國資本賬戶的開放又為中國與國際間資本流動提供了更加便捷而合法的渠道，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加劇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性。隨著新一輪國際分工的深化，中國的真實利率因資本回報率也會相對下降，降低了中國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減輕了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壓力。 　　當然，在另一方面，美國次貸危機及全球金融危機深化之後，人們也越來越認識到，隨著全球外匯儲備總量的增長、新興經濟體持有外匯儲備總額及其份額的上升，以及新興經濟體貨幣的美國本位特征，給它們的宏觀經濟政策帶來了相當大的麻煩，因此，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改革成為諸多新興經濟體的共同呼聲。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中國採取了包括促進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推進資本賬戶開放、匯率機制靈活化和外匯衍生品市場發展在內的多種措施，使人民幣在全球貿易與資本流動性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隨著中國金融市場體系的更加成熟、更加開放，一些與中國有著密切貿易往來的新興經濟體對人民幣的需求會增加，這會成為未來人民幣走向堅挺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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