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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仁寶:“天下第一村”的大家長 | |
http://www.CRNTT.com 2011-11-20 11:20:01 |
“典型”的便利 華西金塔下,有兩座橋,分別為山寨版“南京長江大橋”和“武漢長江大橋”。經過一片熊貓、牛等動物的石像,踏上“南京長江大橋”可以到達華西村的“動物園”。今天看來,這個“動物園”更像是養殖場。看園子的工人是連雲港人,在華西已有五六年,他負責喂養“動物園”內的雞鴨鵝,在金塔的賓館需要的時候,為他們宰殺。 “動物園”內還有3只猴子。金塔工作人員稱,起先有4只,前年飼養員給猴子喂食的時候,其中一只猴子掙脫了鎖鏈,將飼養員的腿咬掉一整塊肉,“畏罪潛逃”。華西村直接通知江陰市公安局,將這只在逃的猴子擊斃。 “因為華西村是特殊的地方,所以,一只猴子跑了,連江陰市公安局都出動了。”事實上,走出華西村,國人眼中的華西和吳仁寶都是“典型”。正是這樣的地位,為華西村換來特殊待遇。 這一點,90年代末期離開華西村創業的老村長朱興度感受深切:“華西村集體的品牌相當管用。”他說,從華西出來,當個體老板,自由度和個人收益無疑是大了許多。但是工作壓力很大,最頭痛的事情是經常要與工商、稅收、環保等地方政府部門打交道。他們總時不時上門找茬,但從不惹華西,與其關係相當密切。 六七十年代,吳仁寶初嘗典型之味,在“頂”的年月裡悟出“明頂”和“暗頂”之別。“於是一邊爭當學大寨的典型,一邊在暗中辦起了小五金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提出者胡福明總結道:“因此也賺了不少錢,首先富了起來。” 多年以後,華西村八十多家企業遍及各地,而這一處最初被用作小五金廠廠房的4間小平房被保留在了“龍珠之地”旁邊,門是開著的,屋子是空著的,屋頂爬出的綠色植物正再一次獲得生長。 1982年底是胡福明第一次見到吳仁寶。此時的華西村已經蓋了不少新房子,“有條很長的走廊,蓬蓬勃勃的,很興旺。我也贊成鄉鎮企業。當時的無錫是全國鄉鎮企業的發源地,我們談論起來一見如故。”吳仁寶告訴胡福明:“老百姓現在都有飯吃,有錢賺。有人說我們向錢看,我們是勤勞致富,三中全會不是號召我們要勤勞致富嗎?”吳仁寶的自信給胡福明留下深刻的記憶。 此後,胡福明每隔一兩個月便會到華西。 “有一次他問我:全國都在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我想從實際出發,勞動力都在工業上,老農民去專門搞農業,分配也是統一分配。種田的和進工廠的一樣,工廠加大了對農業的投資。”此時村裡種地的人已寥寥,少數幾人操持農業,大多數人都暗中轉投了村裡的工業。“這個時候分地,都沒什麼人願意去種田了。” “開了很多次會,在這個問題上基本沒有人反對他。”吳仁寶表弟朱善達表示,即便當時他同意分田到戶,“我們當著面也不敢說什麼,心裡應該是反對的。”“宜統則統,宜分則分”這一個政策如今每一天都會出現在吳仁寶對遊客的演講中,以證明他當時沒有分田的科學。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吳仁寶認定將有經濟上的開放和起飛,第二天就向無錫市委申請了1000萬元貸款。長子吳協東曾經向媒體公布的數據是:“村裡當時購進的鋁錠6000多元/噸,3個月後就漲到了1.8萬多元/噸。” 這1000萬元的貸款,在那樣的年代,普通企業難以想象。這一年上馬的6000多萬元以上貸款的線材廠,從上海鋼鐵二廠(國有企業)得到了一批廉價的設備和原料,這是華西集體工業大發展的標誌。 1998年華西村計劃上市。該計劃由吳協恩力推,但是吳仁寶並不支持。“他覺得這是在騙人。”吳協恩在上市問題上也多次與父親產生矛盾。 於是村黨委開會表決,結果只有吳仁寶一票反對,“最後他只能少數服從多數。”計劃通過後,上市的進程並不順利。村民中流傳著“老書記直接寫信給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提出華西村上市”的說法。 當時的“鐵姑娘”趙毛妹,是負責四處疏通關係的人。“我們去北京找了當時國務院辦公廳副秘書長周正慶,當時的周是證券委的一把手……後來周正慶在他的工作會議上講到華西的毛妹,又不打扮,又不塗口紅,還表示了讚賞。” 這其中,又是托了蘇州人範敬宜牽線搭橋,“當時範在《人民日報》,寫華西的人很多,我經常去,所以認識。”趙毛妹說。 1999年,華西村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證券交易所正式掛牌上市交易,吸收社會成員參股,成為中國第一家村級上市公司。 成為全國知名典型的好處當然不止於此。 多年前,華西村的寶昌化纖廠以一個村的名義,突破煙草專賣的政策壁壘,申請到華西煙的品牌,此後,該公司長期成為華西村眾多企業中效益最好的;2002年,華西村投入15億元,在河北唐山合作興建年產120 萬頓的“北鋼”,得到了原江蘇省省長、後任河北省省長季允石的幫助…… 華西村的50周年村慶,由於十七屆六中全會剛剛召開,吳仁寶再一次以靈敏的政治嗅覺,率先搭起了華西村文化建設的高台——新華社、新聞聯播等中央和地方媒體紛至沓來。記者們坦言,此次採訪有高層批示。 就這樣,84歲的吳仁寶,每天除了為一撥撥遊客演講、合影外,一項重要的工作是接受各路記者的採訪。對此,吳協恩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的解釋是:“當一個村莊的名字和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緊密相連的時候,它所承載的,已不單純是個體命運的沉浮,而是整個時代的生動縮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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