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給檢察官免死金牌？

http://www.CRNTT.com   2010-01-20 10:54:42

陳聰明（男）雖請辭，依然有深刻檢討的必要。 　　中評社台北1月20日訊／政大法律系副教授廖元豪今天在《聯合報》登出文章“誰給檢察官免死金牌？”作者認為“更深層要檢討的，是我們對‘執法權’與‘追訴權’，欠缺足夠的政治課責機制。我們過分迷信‘法律’與‘政治’要完全分離，上級與外界怕被抨擊是‘干預司法’，遂給了檢察官們免於政治控制的免死金牌。”文章內容如下：  　 　　“檢察總長”陳聰明在“監察院”提出彈劾後請辭，似乎已為幾年來“檢察總長”是否適任的風波劃下句點。經過這次爭議，“立法院”也許會修法加入“退場機制”，讓“檢察總長”這個重要的位置，不會再受到近乎絕對的任期保障。即使四年任期不變，應該也會讓“總統”、“行政院”或其他機關，有更多監督甚至免職的權力。 　　更深層要檢討的，是我們對“執法權”與“追訴權”，欠缺足夠的政治課責機制。我們過分迷信“法律”與“政治”要完全分離，上級與外界怕被抨擊是“干預司法”，遂給了檢察官們免於政治控制的免死金牌。當公眾質疑某些案件為何拖延，檢察官的法律見解為何無法統合，或是某些檢察官是否定罪率太低之時，“法務部長”與“檢察總長”，都只會說“尊重個別檢察官辦案”而已。 　　讓我們先承認一個現實：法律是中立公正的，但法律執行永遠有先後順序，因此“追訴裁量”是不可免的。而這種裁量權須受到一定的政治控制及監督。 　　雖說法律應“毋枉毋縱”。但台灣發生的案件，哪些案件優先辦理？何種案件要共同辦理？哪些案件可以待事證更加明確後再辦？這些都必須有政策面的指導方針，並且加以管考。當警方移送的“援交”、“猥褻出版品”案件遠多於“殺人”、“強盜”等暴力犯罪時，檢察部門不能純按先來後到順序辦理，也不能隨機地讓個別檢察官隨偏好而排序。之所以要有“檢察一體”，就是要藉由整體的協調控制，執行優先順序。 　　而這個“優先順序”怎麼定，都會有人質疑。但既然這個“選擇”是無法避免的，自然該有清楚的政策宣示，並由做出排序的人負起政治責任。絕不能像現在這樣，沒人敢“干預”個別檢察官辦案，所以不是警察牽著檢察官鼻子走，就是檢察官各行其是，而民眾抨擊或“立委”質詢，對於辦案步調的不一致都無法施力。 　　除了優先順序之外，認事用法的標準也應該統合。例如，對於世界各國都極為重視的“人口販運”，台灣早就有“買賣人口”與“使人為奴”等罪名，但檢警單位總是只挑“妨害自由”或違反移民法等不痛不癢的罪名來辦。即便去年六月“人口販運防制法”已經施行，至今仍鮮見檢察官願意用以追訴任何剝削外勞、扣留護照，又限制行動自由的人。在民間質疑時，檢察官居然用“警方移送時沒有引用這個條文”來卸責。當美國批評台灣追訴不力時，“法務部”的答案是“不能干預個案”。結果這麼重要的法律，到現在依然未能發揮作用。如果真的有“檢察一體”，“檢察總長”為何不能訂出標準，要求檢察官熟悉新法並在要件符合時適用新法？ 　　有鑑於此，檢察體系須接受更多、更嚴格的外界監督。個別檢察官是否該享有如法官的絕對身分保障，可以檢討。而未來的“檢察總長”更必須與“法務部長”共同訂出“追訴政策”，並管考成效，向公眾與“立法院”報告。人民有權知道，哪些案件定罪率高？哪些案件辦理時間太久？哪些法律因為檢察官的保守態度而成為化石？人民更該有權要求“檢察總長”與“法務部長”，負起責任去帶領檢察官大軍。如果檢察體系讓人民覺得不滿意，“檢察總長”與“法務部長”就要負起政治責任。他們再也不該躲在“任期”及“司法獨立”的帽子下規避責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