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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電影中的游民意識

http://www.CRNTT.com   2009-02-08 06:39:00

不管是《紅高粱》還是《菊豆》，這兩部奠定張藝謀電影生涯起點的影片，都不是關於地道的鄉土生活。   　　其中的“末作”，則是“賤業”的意思，從事賤業的人們自然就是“賤民”。如果說，“流民”現象是突發事件所造成，那麼“游民”以其不穩定的存在，構成了常態社會的一部分。這個社會階層中的人們所到之處，無不遭遇正統社會對於他們根深蒂固的偏見和歧視，用今天的話來說，無不遭遇著某種身份危機和身份焦慮，以及感受到需要身份正名的迫切性。 　　在多年的研究基礎之上，王學泰先生概括在自身求生存以及與主流正統社會的對抗中，歷代游民發展出一套“有別於主流社會人們的思想意識”：“游民意識的最大特點是它的反社會性。與匍匐在角色規定下的‘四民’不同，他們脫離社會秩序，失去了角色位置。他們是沒有根柢、隨著時世沉浮游蕩的一群。游民意識的另一個特點是缺少執著的理想，游離於是是非非之間，或者說沒有固定的價值觀，一切隨緣而定。游民中的腐敗分子——流氓，則完全是社會發展的消極因素。”許多通俗的民間文藝如《水滸傳》、《三國志演義》、《說唐》小說系列、《英烈傳》等，集中地體現了這種游民意識。 　　比較容易混淆的還有“游俠”與“游民”的區別。這二者的不同在於，傳說中的“游俠”為“江湖中人”，是那些有自己的價值追求而不求聞達、不圖名利者，所謂“閑雲仙鶴”是也；而後者最大的不同在於，稱之為“游民”並非都是等閑之輩，他們當中不乏心高氣盛者，一旦有合適的土壤氣候，這些人便會步步緊逼，試圖徹底改變自己的晦澀身份和邊緣地位，“揭竿而起”是其途徑之一，懼怕游民的皇帝朱元璋本人便是游民出身。王學泰先生精辟地指出，游民“在政治與社會鬥爭中富於主動進擊精神”，不惜先聲奪人或先發制人，敢於“依靠自己的力量改變自己的境遇，使自己能有較好的前途和命運，不必靠誰賜予。” 　　很有可能，將張藝謀電影放在“游民文化”的思想框架之中，更加接近張藝謀電影本身。 　　　　　　　　　　 　　二 　游民與游民的世界 　　有一種說法是，張藝謀更加擅長拍攝中國鄉土生活影片，這其實是一種誤解。不管是《紅高粱》還是《菊豆》，這兩部奠定張藝謀電影生涯起點的影片，都不是關於地道的鄉土生活，其中並沒有日出日落的鄉村生活圖景或矛盾衝突。這兩部影片的男主人公（“我爺爺”和“楊天青”），都處於鄉村主流社會生活秩序之外——從事非農業生產，擁有一門自己的手藝，過一種自謀生路的、相對自足（獨立或封閉）的生活。 　　《紅高粱》中的“我爺爺”是一名轎夫，是所有那天出場抬新娘子的轎夫中，唯一一名依此為生的職業選手。有關他從哪裡來、他的出身背景如何，人們一無所知，仿佛他是從石頭縫裡崩出來的。他本人不在某個秩序之內，並不意味著他身邊的世界是沒有秩序的；相反，他所面對的“黑”、“白”兩個世界，都有著嚴謹的密不透風的秩序；他又是唯一能够游走在兩個世界之間、分別與這兩個世界謀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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