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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防腐比反腐更重要

http://www.CRNTT.com   2014-12-26 11:23:06

統治者的無度揮霍，無一不是以權勢得之，贓物累累，份份榨諸百姓。誠如梁啟超1910年上載濤書中所指出的：“夫使其弊徒在新政之不能舉辦，猶可言也，而最危險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朘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數年以來，各省所興種種雜捐，名目猥繁，為古今中外所未聞，人民之直接間接受其荼毒者，至於不可紀極。” [2] 更令人費解的是，即使某些所謂“忠孝節烈之名”，亦“以權勢得之” (胡思敬《國聞備乘》)，其腐敗之厲，可想而知。曾奉張之洞之命出任湖北留日學生監督的錢恂面對庚子之變後的東北危機，函告汪氏：“以此數千里之地，數百萬蠢悍之民，委之於數十百滿洲極貪虐之官之手，試問能三年無事乎?此三年後，俄力愈增，我力愈微(必每年輸數十百萬金於滿洲地)。彼時，俄再索地，將何以處之?總之，新政必無望，要此東三省何用?” [3] 他甚至還說：“目下所謂上諭者，仍是狗屁大話。” [4] 一個由官方派充的省級留日學生監督大小也算是個官，竟敢私下斥上諭為“狗屁大話”，此時此刻慈禧一夥的政治威信就可想而知了。有了錢恂這一句“狗屁大話”，數年後由錢氏的同鄉———浙江反清志士所撰寫的那份《革命協會章程》斥清廷的上諭為“狗屁的上諭”，還有錢氏的好友章太炎那句訓斥皇帝的“國罵”———“載湉小丑，未辨菽麥”之出台，都不足為怪了。 　　無獨有偶。1902年5月，清朝駐美國使臣伍廷芳在華盛頓接到上諭，即將召回北京，將與修律大臣沈家本一起主持清朝的法典修訂時，對未來充滿信心。[5] 但經過四年的努力，他卻看不到法治的希望，尤其是經過起草民事和刑事案件訴訟程序的法典，“這項改革使訴訟人沮喪，因為它勢必導致人們像賄賂地方法官一樣賄賂陪審團，而對目前的訴訟花費造成無法承受的負擔。這些觀點導致伍沮喪而退休。司法體系改革沒有合理的前景” [6]。雲南學政葉爾愷稍後在致書汪康年時，說得更是直截了當：“弟嘗謂作官者非良心喪失，人格墮落，不能為也。綜觀中外情形，敢斷言中國不亡，必無天理。” [7] 　　1911年武昌起義的爆發與清朝的垮台，固然同慈禧的繼承者載灃與隆裕太后倒行逆施地鎮壓國會請願運動有關，也同清朝統治者長期帶頭腐敗不無關係，民心思變。 　　清朝統治者缺乏反腐的能力，更無防腐的自覺。 　　近30年來，隨著國家發展戰略的轉移，大陸經濟建設突飛猛進，市場經濟的步伐持續加快，隨之而來的是貪腐跟進，泥沙俱下，而且大案、要案頻仍與日俱增，涉案人數與各案的贓款數額都相當驚人，舉世為之矚目。有關肅貪信息的披露，既體現了現任國家領導力量懲治貪腐的決心與力度，也直觀地揭示了貪腐的普遍性與嚴重性，需要引起高度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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