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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毛澤東的歷史周期律談話

http://www.CRNTT.com   2012-12-29 11:23:47

《延安五日記》 　　“‘興亡周期率’一詞最早見於《延安五日記》。據黃炎培在1945年7月9日的日記中記述，這天開始，由他口述，張乃璇記錄，補記訪問延安的五天日記。”上海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常務理事殷之俊告訴本刊記者。 　　“訪問延安可以說是黃炎培一生中的重大轉折。”黃炎培故居管理所所長徐匯言介紹說。長期在黃炎培身邊工作的尚丁曾回憶：“黃炎培曾長期以中間派自居，不過，他從延安歸來以後，即強調自己是‘中間偏左’。他常說：羅斯福說自己是中間偏左，我也以中間偏左為準則。” 　　1945年，是抗日戰爭即將全面勝利的時刻，中國的未來往何處去，成為了當時擺在全體中國人面前的頭等大事。當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做了《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再次提出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的要求，被國民黨拒絕。國民黨方面決定於1945年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國共兩黨談判陷入僵局，內戰一觸即發。 　　為促成國共恢復和談，黃炎培、褚輔成等愛國民主人士，聯合國民參政會中與他們意見相同或相近的傅斯年、章伯鈞等人醞釀延安之行。 　　1945年7月1日下午1時，黃炎培等六人踏上了延安的土地。他們在延安共停留95小時，參觀、會談，馬不停蹄。中共的朝氣、改良農村的政策和建設邊區的成就等，給黃炎培留下了深刻印象。徐匯言曾聽黃炎培的子女說起，黃炎培在延安時，為了證實當地“夜不閉戶”的說法，特地半夜到村里轉了一圈，發現80%的人家都是大門敞開的。 　　7月5日回到重慶後，各界人士都向黃炎培詢問延安的情況，邀請他做報告或參加座談會。國統區人民對延安的關注，令黃炎培感到自己有責任將看到的延安告訴大家。他決定以問答和日記的形式，詳細記載他在延安的所見所聞。 　　據殷之俊考證，1945年7月24日，黃炎培所撰寫的《延安歸來答客問》脫稿，《延安五日記》完成了三分之二，分送《國訊》和《憲政月刊》發表。8月7日，以這兩部分內容為主體的《延安歸來》一書由國訊書店出版發行。 　　按國民黨1931年以來實行的報刊圖書審查制度，如此書籍原不能出版。黃炎培決定冒險，不將書稿送國民黨檢查機關檢查，直接出版發行。黃炎培第四子黃大能曾回憶：出版當天，特務四出搜禁，以為必定是重慶《新華日報》出版，卻不料是中華職業教育社國訊書店出版發行。待到查明，早已銷售一空。以後又在上海淪陷區翻印，前後共達十幾萬册。 　　以此書出版為標誌，一場轟轟烈烈的“拒檢運動”在國統區迅速展開。各地新聞出版單位共同決定：各家雜誌的稿件一律“拒檢”，迫使國民黨從1945年10月1日起停止了新聞檢查和書刊檢查。 　　在這本被國民黨視為禁忌的《延安歸來》中，黃炎培在第二部分《延安五日記》末尾，詳細記述了他和毛澤東關於“興亡周期率”的討論。半個世紀前就閱讀過國訊書店首版《延安歸來》的原全國政協常委、社會學家鄧偉志向本刊記者證實，原書中所寫的就是“興亡周期率”。而本刊記者也注意到，其後的出版物中，凡是提到此事的，大都沿用這一寫法，其中也包括1982年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黃炎培自述《八十年來》。 　　“我早就對此存疑，上世紀80年代初，我曾向尚丁請教過，他說可能是搞錯了。”鄧偉志說。 　　殷之俊向本刊記者提供了一份材料：1996年，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丁守和曾在給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的信中提及：“黃(炎培)文中的‘周期率’，記得當時黃任老(黃炎培)的秘書曾回憶整理的情況，‘率’應是‘律’之誤。” 　　“《延安歸來》當時是由黃炎培口述，別人記錄的，成書時間又很短，是否存在記錄者筆誤的可能呢？”《咬文嚼字》雜誌社編輯楊林成有另一種猜測。 　　但研究黃炎培多年、主持整理《黃炎培日記》的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朱宗震不認同這種猜測：“黃炎培是嚴謹之人，即使是他口述、別人代筆的文章，也必定是經過他親自審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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