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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文化差異”使唐鵬父母免於起訴

http://www.CRNTT.com   2012-04-23 14:52:09

拿美國著名的辛普森案來說。證人福爾曼警官（Mark Fuhrman），就是因為在法庭作證時，扯了一個中國人看來不值一提的小謊而被判刑。在法庭上，辛普森的辯護律師問福爾曼：“在過去10年之中，你曾使用過‘黑鬼’一詞嗎？”如果福爾曼承認，那可能因為他的種族主義，導致其證言可信度降低。所以，福爾曼一開頭想回避：“就我所記得，沒用過。”律師又問：“我換句話說吧，我想讓你承認，自1985或1986年以來，或許你曾在某一時刻稱呼某位黑人是黑鬼，可能你自己已經忘了吧？”福爾曼答覆：“不，不可能。”律師又追問：“你是否就此宣誓？” 　　如前所述，在宣誓的情況下做偽證，那就是重罪，這根弦在美國人腦子裡綳得很緊。最終的結局，辛普森無罪釋放，而福爾曼被洛杉磯市地區檢察官起訴，他因為偽證罪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獄外監管。 　　很多美國有頭有臉的人物，都被判過偽證罪；其他犯罪，還可以鑽警方執法程序的漏洞來抗辯，比如警察抓人時沒有搜查證；而偽證罪，特別是在法庭宣誓之後做的偽證，眾目睽睽，抗辯的理由都找不到。2008年12月，伊利諾伊州前州長布拉戈耶維奇（Rod R. Blagojevich）由於“出售”奧巴馬當選總統後空缺的聯邦參議員席位被捕，其他罪名還沒定，陪審團最先確認的就是他的偽證罪。 　　在中國的司法、社會環境下，撒謊一般不被看成多嚴重的事。比如，民事審判中，一個證人可能會向原被告雙方出具截然相反的兩份證據；證人出庭作證，隨口撒個小謊也是常態；乃至在法官追問下，推翻前面的說法，一般後果也就是被法官申斥一句。說因為做“偽證”，特別還是以受害者的身份就會判刑坐牢，中國人還真沒有這根弦。 　　至於中國的強姦案，凶手家屬托關係找到受害女子說情，許以重金賠償，要求向警方改口稱當初是“你情我願”，乃至“生米煮成熟飯”，索性把受害女子娶過門來，也是有的。不少地方司法部門樂見這個結果，甚至有中國的法學家還把這個看作中國的“本土法治資源”呢。 　　唐鵬父母赴美時，可能就懷著這麼一種“私了”心理——用錢讓受害者改口，想不到人家根本不參與這個遊戲。向警察、法庭撒謊，這本身就是犯罪——這種自覺也只能在長期的、可預期的法治環境中，才能養成。中國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美國不用擔心賠償金問題 　　有人認為錢不能搞掂刑事受害人，是因為美國刑事賠償本來就免不了。那麼美國的刑事案件被告人，能得到怎麼樣的賠償呢？ 　　英美法系國家，一般採用刑事賠償令+獨立的民事訴訟+刑事和解的多元賠償模式，能充分保障受害人的利益，所以受害人沒必要急於跟凶手協商賠償。美國的刑事賠償令制度（restitution order），是“刑民合一”的受害人救濟制度，在刑事訴訟中由法官直接責令罪犯做出賠償，跟中國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有相似之處。 　　美國1982年《被害人和證人保護法》（Victim Witness ProtectionAct），明確將賠償作為判決中的獨立內容。1996年通過的《強制被害人賠償法》（Mandatory VictimsRestitution Act）修改了前法的部分內容，將賠償特定犯罪造成的損害，列為強制義務。政府將對被害人的損害情況作出評估，如果精確的賠償數額難以認定，法庭將“根據對被害人公平的原則”予以確定。 　　但是，賠償令範圍不包括精神損害賠償（mental anguish）。在1991年美國訴哈斯基案（US v.Husky）中，第十一巡回法院就拒絕簽發給強姦犯罪的被害人50萬美元的天價賠償令。Husky 在聯邦矯正所（Federal Correctional Institute in Talladega），強姦並雞奸一位女管教。顯然受害者受到嚴重的精神損害，但法院認為精神損害不該屬於刑事賠償令的賠償範圍，但治療精神創傷的費用是包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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