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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懷後人：薪火留在東洋

http://www.CRNTT.com   2011-06-15 14:01:39

勞動群眾的一分子 　　當“家”字輩長大成人，袁家的祖產已經被上輩吃得所剩無幾。 　　他們的父輩心安理得享受總統遺產之時，並非完全不為兒孫考慮。每個門戶手上都有幾十間房，憑收租金也能過活。袁家誠記得，母親曾經勸父親帶他們全家去美國，但父親舍不得走。在風雲變幻的二十世紀前半截，他們經歷了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和日本人，生活卻鮮受影響。對他們而言，政權的更迭無非只是城頭變幻的旗幟，生活還得繼續。 　　1949年到來，他們壓根沒想過要南遷。“我們是普通老百姓，安安穩穩過日子不就完了嘛。”家誠說。 　　到1955年左右，家誠發現家裡的境況已經很糟糕了。家裡擺著的各種古董、黃馬褂都一件件地沒了。祖上分家時分到的40間房，已經只剩16間。 　　上世紀六十年代四清運動時，政府找袁家誠談話，問他：你有16間房，算不算剝削階級？袁家誠一想，都問到頭上來了，那就交公吧。對方說你想放棄是吧？可以，還得寫個申請書，宣布自願放棄所有權。後來到“文革”，袁家誠就萬分慶幸這決定：留著這些破房，不被打成資本家才怪。 　　各種運動接踵而至。袁家誠和袁家楫都從貴族公子哥，變成勞動群眾的一分子。袁家誠大學夢破滅後，到天津礦山機械廠上班，邊勞動邊到工人夜校當教員。後調到天津中心婦產科醫院做後勤。他報了兩個夜大，一個學外語，一個學醫學。1970年他跟妻子一起下放到內蒙古一所公社醫院，在那里他呆了八年。醫院要抽派一個人進修X光技術，當地人怕學這個影響生育，於是成全了袁家誠，他成了專家。 　　袁家後人境遇的改善，多少與袁家騮1973年回國有點關係。袁家騮回國前，周恩來批示天津市委和市革委會，用三天時間突擊為在天津的袁世凱後裔落實各項政策。 　　袁家誠1978年回到天津，發現醫院的副院長，正是他當年輔導考上大學的同學。副院長握住他的手：放射科主任的位子，我一直給你留著呢。 　　袁家誠今年七十三歲，仍習慣一個人開車。他愛開快車，“我就是個爭強好勝的人，”他說，“我不喜歡落在人家後面，所有的事都是這樣。” 　　他把自己的遺憾化為教育子女的嚴厲—他為兒子專設了一個本子，每天請老師簽下放學時間。他要求兒子15分鐘必須到家，不許在路上跟別的孩子一起抓蜻蜓。他打起孩子來，響動驚動四鄰，聽者無不惻然。 　　“不打不行啊，棒打出孝子，嬌養忤逆兒。”他說，“咱們這麼有名望的家族，我家的孩子不能像別人一樣沉淪在社會底層。” 　　孩子們倒也爭氣。兒子現在是矽穀一家芯片公司駐上海的副總裁，女兒在中央電視台做英語翻譯。 　　袁家楫三年刑滿，作為“留用分子”在公安系統所轄工廠工作。在之後二十年，他種田、養豬、打土坯、燒窑、挑磚、抬筐、打包種種重體力活兒，倒煉成了一身野蠻體魄。他接連幾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戴上大紅花接受群眾的鼓掌。那掌聲如他在維克多力奪冠時一般熱烈，只是台下的紅男綠女換成了工農兵，無人知曉那就是當年名滿津門的舞池一哥。 　　1975年12月，天津市政府把袁家楫和一批“反革命”接到東方賓館住了一禮拜。最後一天，政府各部門一把手出面，有百年老店利順德飯店宴請他們。同桌的法院院長對袁家楫說：“這些年你受苦了，有什麼要求沒有？” 　　袁家楫喉頭一哽，過許久慢慢說道：“我今年五十歲，好時光都已經過去了。我沒有什麼要求，只要求給我恢復名譽，給我安排個工作，就可以了。” 　　他被分配在交通局下面的汽車修理六廠。在五十歲這年他終於有了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1978年，他作為天津市政協委員，第一次參加政協會議。會上他見到了黎元洪之子黎仲修、曹錕之女曹士英、段祺瑞之孫段昌岱、馮國璋之孫馮幸耘—都是老熟人。 　　2008年，袁家楫和女兒一起去台灣旅遊，最後一站是基隆。早晨起床，他吃完早點上碼頭閑逛，哎，這個地方熟啊，他想。60年前的情景如鹹濕的海風打在臉上。那會兒這邊是賣涼席的，那邊就是賣小吃的。早上起床，他帶兵跑步。一圈跑完回來，碼頭上一立正解散，大家就自由活動了。他在那喝杏仁茶，不緊不慢地回到“中勝艦”吃早點。 　　袁家楫一個人停在那里，想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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