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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面向世界的中國文化價值

http://www.CRNTT.com   2020-05-02 00:07:50

大國政治的實現，需要制度上的保證。中國文明成熟的標誌在於三千年前周公之制禮作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以官職為核心的典章制度，體現在《周禮》一書中，就是“設官分職，任賢使能”。這一制度一路發展下來，到漢武帝時開始尊儒術，立五經博士，並為博士置弟子員，弟子員成績優秀者任命為官員，由此發展出士大夫文官官僚政治；到隋唐出現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官員的制度，士大夫文官官僚政治走向定型與成熟。禮部負責科舉考試，吏部負責選拔與考核官員，禦史台則負責對官員的監察。 　　士大夫文官政治與中國古代社會結構相伴相生且彼此影響：秦漢以下的中國社會就是士農工商為主體的四民社會，社會充滿流動性，士不是世襲的，完全是從另三個層級通過科舉考試而產生，從而也就能超越各主要階層利益，代表最廣大的“公”。 　　西方古代則沒有像中國這樣具有代表最廣大民眾的士大夫階層的歷史文明經驗。西方從古希臘開始，政體的常態都是城邦或小國，在古希臘，民主僅限於少數公民，廣大的奴隸被完全排除在外；羅馬帝國衰亡後，西方中世紀出現小國林立的世襲封建制，掌握政權的國王、領主是世襲的，掌握軍事的騎士階層也是世襲的，但文化卻不掌握在上述的統治階層手上，而掌握在基督教教士手上，再下面則是眾多的農民和農奴。更為嚴重的是，階級固化、階級對立嚴重，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分別掌握在不同階層手上。當年英國的清教徒移民到美國，一方面是基於歐洲大陸天主教對新教的宗教迫害，另一方面則是基於歐洲嚴重的階級對立，所以他們也自覺要區別於老歐洲。⑨這些對立、分裂的階層，進一步在近代發展為三級會議這樣的等級代表會議，17世紀初西方基督教世界每個國家都有等級代表會議，各級之間充滿鬥爭，並由此而衍生出多黨制，代表不同階級的利益互相制衡。 　　與西方這種“小圈子內的民主”相比，治理中國這樣的大國，更需要考慮長久的民意，要看最終的結果，而不是所謂民主政治的民意正當性，民意如流水，變化不定，且不考慮政治結果。王夫之把“善”詮釋為“處焉而宜”，指把事情辦得適宜，這完全是客觀行為的結果。他強調“不處胡宜”，所以“善”若沒有落實為最終的行為結果，是不成其為善。⑩中國的政治正當性是一種“歷史正當性”，是要從歷史的結果來看的。治理中國的大國政治是靠士大夫官僚政治，官之為官在於賢能，所謂“設官分職，任賢使能”，因此，中國的大國政治本質上是賢能政治，而賢能政治與民本政治是一體的，因為官員是通過科舉考試從全國廣大民眾中選拔出來的，所以與民眾有天然的休戚與共的關係。正是這種不同的歷史傳統——士大夫官僚政治與階級代議制的巨大差別，成為中西方一黨制與多黨制的歷史文明根源所在。 　　中國學習西方後所產生的政黨政治，不是西方意義上的選舉鬥爭政治，而是在正、反、合意義上重新回到中國意義上一元的，代表全社會整體的新的士大夫政治。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以社會為優先，利用資本、技術的同時而能節制資本，中國社會主義是對於資本主義的克服與超越，這一超越是舍勒所說的資本主義制度不止是作為財產的分配制度，更是作為整個生活和文化的制度。⑪中國社會主義與以儒家為核心的中國文明有深刻的內在關聯性。 　　作為強調平等、強調普渡眾生而對應不同根器發展出各種方便法門的中國大乘佛教也與中國社會主義有高度的契合。佛教在印度消亡，在中國則有中國化的佛教並發揚廣大，這亦如社會主義在歐洲式微，在中國亦發揚光大。佛教說到，滴水入海，同海廣大，以個人之點滴功德融入到大眾之功德大海中，其功德將無量無邊，永不耗盡；從中國共產黨黨史來看，每一位普通群眾在融入到中國共產黨的事業中而獲得其神聖意義的獲得，二者不也是相通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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