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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全球化與弱政府

http://www.CRNTT.com   2012-05-02 09:26:58

民主社會事實上仍不平等 　　第二，民主政治所給予的權利大多上是理論上和法律上的，而非實際上的。民主政治強調人人平等、自由、參與等等一系列人類所向往的原則，但並不是說民主化了之後，這些權利就會自動實現。道理很簡單，這些權利的實現是需要很多條件的。民主政治在法律上保障人人的機會平等，但現實則是不平等的。儘管在民主大眾化之後，原先建立的各種國家制度變得更加平等，對弱勢社會階層有利，但並不是說在實際層面，每一個人的權利真正平等了。民主是用理論上和法律上的平等，掩蓋實事上的不平等的一種制度。正因為這樣，我們可以發現，即使在被視為最民主的國家，不同社會群體也經常通過社會運動的方式要求平等的權利。女權運動和少數種族運動是兩個常見的例子。 　　大眾民主對西方的經濟和政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精英（資產階級）民主階段，政治和經濟體系互相配合，沒有重大的衝突；在大眾民主化的早期，政府開始和資本脫離，向社會傾斜，但政府還是可以超越資本和社會，在兩者之間充當協調人。但在大眾民主時代，政府很快向社會傾斜。大眾民主說到底就是一人一票的選舉民主。對政治人物來說，要得到政治權力，首先就要得到足夠的選票。很顯然，從選票數來講，社會遠較資本來得重要。這使得今天的大眾民主越來越帶有民粹主義的色彩。 　　在福利國家，大眾民主對經濟的負面影響越來越顯著。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演變成為福利政策的“拍賣會”。但問題是，誰來買單？西方的政治人物不管自己國家的經濟體已經不能承擔福利負擔，為了選票還得繼續承諾高福利。而大多社會群體則看不到自己的長遠利益，他們也不願放棄任何利益。高福利的錢從哪裡來？向老百姓借錢，向外國借錢，向未來借錢，這些都是西方的方法。高福利是這次歐洲危機的根源。 　　但荒唐的是，大眾民主也很難建立一個強政府，尤其在全球化時代。如本欄上周所討論的，在全球化時代，政府的稅收政策成為問題。一方面是本國資本全球化，但是政府沒有有效的稅收機制，對流向海外的資本收稅。不僅如此，政府也很難對仍然處於本國的資本者（富人）徵稅，因為一旦稅收過高，會迫使這些資本者流向海外。政府所能做的就是繼續向中產階級徵稅。而中產階在製造業和金融業全球化的影響下，其生活已經相當艱難。政府向中產階徵稅就很難得到中產階級的支持。更進一步，西方民主發展到今天，已經變成一種互相否決的制度。這和民主的保守性有關。因為各種利益都可以被動員，如果在各種利益比較平衡的情況下，誰也成為不了多數，就造成了互相否決的局面。 　　全球化、資本外流、就業不足、過度福利、弱政府，等等，所有這些問題是西方經濟結構失衡、經濟和政治失衡的結果。這表明西方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又到了一個改革和轉型的新階段。所謂的資本主義危機，就其本質來說，是政治權力危機和國家政權危機。對西方來說，問題的核心是如何重建國家權力？西方化了很長的歷史時間，確立了對產業資本主義的監管體制。現在又需要多少年，來確立對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資本主義和製造業資本主義的監管體制呢？建立政府對企業的規制，首先需要一個強大的政府，但是在大眾民主下產生的互相否決政治，又如何建立這樣一個強大的政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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