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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平：走出轉型陷阱

http://www.CRNTT.com   2012-02-29 09:29:50

轉型陷阱中既得利益格局的形成，取決於一種貌似“過渡中形態”而實際上則是不斷在定型下來的體制。在這裡，我們將其稱之為“定型化的過渡體制”。這種定型化的過渡體制的形成，一方面是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漸進式改革中形成的新體制本身的缺陷。這種逐步定型下來的體制以權力與市場因素的奇異結合為特征。恰恰是權力與市場的這種奇異結合，賦予了既得利益群體攫取社會財富的機會。在這個群體崛起的過程中，這些過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國企改制、礦產資源開發、土地開發、房地產熱、企業上市融資等。而在這個過程中，往往是權力與市場手段的交替使用甚至結合使用，在權力手段方便的時候使用權力手段，在市場手段方便的時候使用市場手段。在更多的情況下，則是兩者結合起來加以使用。 　　正是這種權力因素與市場因素的奇異結合，使得這個既得利益集團迅速地獲得了社會中的資源與機會，支配了土地、礦產、金融資源，涉及遍布全國的基礎設施、城市開發、公共工程、農村水利的建設以及能源、電力、通信、製造等重要行業，並由此獲取大量的財富。 　　市場經濟的實質是政治行政權力與經濟的分離。上個世紀80年代的改革大體體現了這個方向。由此，一個經濟型社會替代了政治型社會，國家對資源和機會的壟斷和控制有所弱化，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開始出現，相對獨立的社會似乎開始發育。正是這個過程，賦予了中國社會以活力，並使得中國社會一度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不同社會力量出現了較為均衡的發展。但這個過程非常短暫，大約只有10年的時間。1990年代初，這個過程基本結束。隨著中央地方分稅制建立、國有企業治理結構調整，銀行、資本市場領域金融改革等措施，國家對市場的控制能力進一步加強，資源重新走向集聚。 　　進入21世紀，一種建立在權力與市場因素相結合基礎之上的新體制逐步定型。這個新體制的基本特征是權力和市場結盟，在行政能力繼續強化的前提下，把市場體制打碎為市場因素，通過權力重組市場因素，實現對資源的高度壟斷。這個新體制是以總體性權力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為特征的。就此而言，所謂中國模式就是在這樣的體制中派生出的發展模式。 　　如果具體分析一下，在這種權力與市場相結合的體制中，權力對市場的控制具有如下幾個重要的機制。(1)金融控制。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複建了股票市場，30年來逐漸完善了資本市場體系。先後建立了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等金融監管機構。這些金融機構，配合銀行體系，以及國地分開的基本財稅制度，形成了一個以中央政府為主，地方政府輔，行政層次分明，國內外區別對待的金融網絡。在地方層次上，政府能夠輕易地干涉金融機構的信貸決定，地方政府甚至根據自己的利益和需要直接任命和推薦銀行的管理層。(2)公司治理結構控制。隨著1994年公司法的頒布，政府尋求以西方公司治理的經驗和模式來治理和設立組織化標準。但是，行政權力並沒有放鬆對公司的控制和監督。國有企業的領導層是由政府任命的，公司董事會成員多有黨員身份和從政經歷，一些外資企業、非國有的中小企業也先後成立黨員小組或者黨委。(3)市場控制。在對市場採取控制的具體機制方面，權力通過兩種途徑或者手段加強了對市場的控制。一種是區分要素市場、商品市場、資本市場，在市場細分的基礎上對不同類型的市場採取了不同的控制策略；另一種是強化市場所嵌入的社會環境。(4)經營環境控制。例如，企業創辦所需要的各種證件制度；在企業經營過程中的各種審批、監管和評審環節；建立企業社會責任，完成各種政府硬性指標，在招商引資過程中具體條件的協商，以及當地的治安環境和企業生產安全等等都需要權力參與其中。 　　由權力和市場因素混合在一起形成的新體制，給人們認識這個現象增加了難度。因為在過去許多年中，人們一直把權力和市場看成是兩個截然對立的東西，是形成兩種制度的根本不同的基礎，兩者之間的關係是此消彼長的。這種由權力和市場混合而形成的新體制，不但使許多理論遇到了挑戰，而且意味著很多理論背後的假設要發生變化。目前中國思想界中左和右爭論中的混亂，在很大程度上與這個因素有關。 　　改革陷阱的實質，是將仿佛完全對立的新體制因素和舊體制因素、“前進”和“倒退”組裝成一個有利於既得利益最大化過程的不同環節。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把“左”理解為對這個混合型體制中“市場”或“資本”因素的警惕，將“右”理解為對這個混合型體制中“權力”因素的警惕。反過來說，也可以理解為，“左”是在為這種體制中的“權力”因素進行呼喚，而“右”是在為這種體制中的“市場或資本”因素進行呼喚。在打破轉型陷阱邏輯之前，無論哪種呼喚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團借用為完善最有利於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體制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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