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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30年大逃港實錄

http://www.CRNTT.com   2010-12-08 12:15:25

由於大量外逃，深圳許多村莊都“十室九空”。1971年，寶安縣公安局給上級的《年終匯報提綱》裡寫道，大望前、馬料河、恩上、牛頸窩、鹿嘴、大水坑等許多村莊都變成了“無人村”，有個村子逃得只剩下一個瘸子。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當地政府新建了百餘個收容所，但常常人滿為患。 　　在那個年代，偷渡是公開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僅不避嫌，反而會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會大擺筵席，大放鞭炮，以示慶祝。 　　廣州番禺的沙灣大隊，還出現了以生產隊長為首、黨支部書記和治保主任全部參與的偷渡事件。他們外逃之時，甚至還有數十名村民到海邊為其餞行。惠陽澳頭公社的新村漁業大隊，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幾個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隊黨支部的6名支部委員，除一名婦女委員外，其餘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陳秉安曾遇到過一個逃港者中的傳奇人物，這個人先後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創下了一個記錄。到第13次，邊防戰士看了他都臉熟，實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 　　殊死爭奪的陣地、社會主義教育堡壘、反偷渡的“紅旗村”，結果逃掉了一大半 　　為什麼要逃港？這個問題，陳秉安曾經問過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樣。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貧窮和饑荒。 　　1957年，農村集體化進一步升級。寶安縣委通過《關於限制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幾項規定》，限制社員自留地和副業收入，副業收入不能超過全家全年總收入的30%；社外農民不准開荒，不准棄農經商，“以徹底堵塞資本主義漏洞”；“男全勞動力”一年要完成260個工作日；農民家中如果有金銀首飾，都要報告政府，然後收為國有。 　　到了1959年，廣東出現了嚴重的饑荒。一份資料顯示，當年全省的糧食總產量只有177.58億斤，比1958年減產15.71%。1960年仍然是一個減產之年，農民實際比常年少收了61.25億斤糧食，這相當於他們8個月的口糧。 　　一個逃港者告訴陳秉安，那個時候，夥食裡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連青菜都很罕見。為了緩解饑餓，他曾經吃過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還吃過觀音土。 　　當時，寶安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幣，兩者間懸殊近100倍。當地流傳的民謠唱道：“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對面8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音樂家馬思聰是最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開始後，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馬思聰飽受淩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機會，鋌而走險，乘船逃往香港。他抵達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報紙與電台都報道了這一消息，從而掀起了一場以知識分子和知青為主體、長達10年的逃港浪潮。 　　陳秉安曾經採訪過一個民兵隊長，他逃港的原因，今天聽起來匪夷所思。 　　這個民兵隊長在山裡發現了一個從台灣飄來的氣球，氣球下方的籃子裡，有許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在兩岸處於敵對狀態的那個年代，廣東一帶經常發現這樣的氣球。這個知青把食品上交，但實在舍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來。 　　幾天後，他穿著白背心參加了一場籃球賽。圍觀的人們發現，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濕之後，背上出現了“反攻大陸”的字樣。結果，這個原本“根正苗紅”的農民，被打成了“美蔣特務”，受到嚴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為了應付日益嚴峻的逃港浪潮，當地政府還曾想過這樣一個辦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個叫做西坑的村子，寶安縣決心在這裡“展開一場殊死的爭奪”，把西坑村建設成“反偷渡的紅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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