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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躍剛：中國革命與中國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09-04-10 08:23:09

還有海外的年輕學者對整個“毛澤東時代”充滿了贊賞，說毛澤東時代有意義地建設性地塑造了“社會主義‘新人’”。他認爲很多改革前時期很多矛盾、問題，以及大失誤、大灾難，甚至人間慘劇，是熊彼特式的“創造性破壞”。甘陽也有此論。更離譜的是，這位年輕學者很輕浮地說，要對過去的歷史采取“積極遺忘”的態度！  　　這都是一些非常有名的國內外學者，代表著一些人對歷史，對現狀，對未來的判斷或期待。  　　這些問題說一千，道一萬，都有一個對革命對改革怎麽評價的問題，都在試圖回答：改革是怎麽來的？改革可能往哪里去？首先要回答“改革到底是什麽”？  　　1987年我去溫州，去調查“溫州現象”。1987年發生過兩次大討論，都是關于中國改革到底是姓“社”還是姓“資”討論。一次發生在浙江溫州，一次發生在遼寧本溪。本溪關廣梅租賃承包，引發了姓“資”還是姓“社”的大討論。追溯起來，這個問題的討論不是從1987年開始的，實際上是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集體化以後圍繞中國的道路，中國現代化的路徑，甚至圍繞著政治本身的一場黨內黨外的持續很久的大討論，大鬥爭。演變到改革時期成了“改革怎麽走？”“改革怎麽看？”“改革政策怎麽選擇？”貫穿改革始終的大討論。  　　我們去溫州的時候，討論很激烈。在本溪的姓“資”姓“社”討論基本上是造假，根據我的調查，是獨家調查，是《經濟日報》的一場新聞造假。關廣梅租賃姓“資”姓“社”的討論，實際上是媒體根據當時政治氣候製造出來的一場全國性的持續了很長時間的大討論。關廣梅給《經濟日報》的信是造假，是經濟日報記者和本溪市委政策研究室的筆杆子們寫的。他們也認賬。 　　姓“資”姓“社”的討論在溫州有真刀真槍的感覺。我們去溫州，第一步沒有去現場采訪，我在溫州市的檔案館裏頭蹲了一個禮拜，看了它三十年的檔案。那些檔案看完，你只能有一個結論：中國這場改革絕不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有目標的，有方法的，執政黨主動的改革。這場改革所涉及的內容，或者說所取得的某些成功，是自集體化以來每一個普通農民爲了吃飽肚子的基本要求，這個要求是被强權壓制、壓抑，甚至鎮壓，農民付出了數千萬人的生命代價的集體要求，肚子要求，“改革”只不過是對這數千萬白骨之上的數億農民要吃飽肚子要求的不得不做出的妥協罷了。那個時候，在70年代末開始的一直到80年代的所有的農村改革，分田單幹，包産到戶，合作，合股，民間融資，50年代集體化後都出現過，只不過都被作爲反黨、反社會主義而剿滅了罷了。也就是說我們80年代的所有改革的基本形態，50年代開始到今天幾十年不絕如縷。廣東一個農民跟省農委主任講，毛澤東是兩個不讓，一是不讓吃飽，二是不讓說話。吃飽的要求，說話的要求，改革開放以來的一系列中央文件，都是執政黨不得不回應數億人的基本的生存發展——吃飽要求的妥協。不過是以前不准吃飽，現在可以吃飽了。把勒著農民脖子的繩索放鬆了一點兒罷了。 　 　　中國改革，是個大倒退的過程，不是大前進的過程。相對于社會生産力而言它是解放的，是前進的，相對于社會形態的一個縱向時間邏輯而言，是倒退的。它是退的過程，是大逆轉的過程，是不得不妥協的過程，而絕不是一個總設計師加上總工程師，和一個自覺的執政黨，爲了一個更崇高的目標或者遵循某些基本價值做出的一個國家的幾億的到十幾億人的改革。而且退得還不够。我認爲，這才是改革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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