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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個“懂得”那個時代的人走了

http://www.CRNTT.com   2014-09-12 14:14:14

“執西用中”乃針對中國有失去自身文化傳統的危險 　　王：您對嚴複很推崇，多次在文章中提到他，稱他為“介紹西方哲學到中國來的第一功臣”。但是嚴複晚年的思想有所變化。最近讀到一篇文章，文中有台灣原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先生——他是嚴複的孫女婿，談嚴複。其中有一段話是這樣的： 　　“辜振甫指出，雖然現今研究嚴複之中西學者，仍有部分認為其觀點在於崇尚西式“國富民強”，其實，嚴複所追求的，絕不僅止於政治上或軍事上之富強，應還具有深厚的“儒學性格”、無所不在之“易經與道家式的世界觀”，及深受儒道傳統思想所影響的思維方式。只有將體制改革融入新的文化思維，中國才能真正國富民強，嚴複主張，國家若要富強，須先透過“格物致知”之道理，方能實踐“治國平天下”之理念，如此才能讓國家建設步上正軌，進而致使人民安居樂業，相關之社會問題也才能迎刃而解。 　　“為批判全盤西化之偏差，嚴複曾用”牛足裝馬蹄”比喻，說明體制改革應以“執西用中”態度對待之。他說，“執西”就是吸取西方文明制度於我有益者，“用中”就是從切合中國之實際需要出發，以最完善之體制改革架構為追求目標。嚴複這種提法是經過長期思索，直到晚年才徹底領悟，而將之作為重構中華文化及道統之準則。他說，一定要先經過新的文化思維之整合改造，方能將西方文明制度之“馬蹄”，套用於我們這原屬封閉保守之古老中國“牛腳”上，如此，中國才有機會躍登富強之林。” 　　這兩段話令人深思。嚴複認為“牛腳”不能生套“馬蹄”，中國需要重構中華文化及道統，您怎麼理解他的“重構中華文化及道統之準則”？ 　　湯：嚴複的思想前後有相當大的變化，這和所處的時期不同有關。他早期翻譯《天演論》等書，可以說是比較系統地介紹了西方文化，從他在譯文中的“按語”能看出他是贊成西方文化的。嚴複在《與外交報主人書》中說：“善夫金匱裘可桴校廉之言曰：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之體，以馬為用者。”嚴複這段話是針對當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的，並不是批判全盤西化的，因在清末“全盤西化”還沒有形成一種潮流，而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正是阻礙中國較全面吸收西方文化的重要潮流。但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全盤西化”已成中國主要思潮，因此嚴複的思想有一大變化。正如辜振甫先生所說，嚴複直到晚年才徹底領悟，而將“執西用中”作為重構中華文化及道統之準則。這正是嚴複晚年有見於西方各種思潮造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衝擊，致使中國有失去自身文化傳統的危險，因而思想上有了這樣的適時之變。 　　王：談到嚴複，就會想到您在文章中把他歸之為“古今中西”之爭中的保守主義派的杜亞泉。現在海內外對杜亞泉先生的調適思想給以很大的關注，稱杜為“一個湮沒了近一個世紀的思想家”。去年紀念杜先生誕辰130周年，國內出版了《杜亞泉文存》，而且召開了《杜亞泉與現代思想史上的調適思潮》專題研討會。與會學者認為，杜亞泉的調適思想頗有歷史洞見，也有現實意義，比如他對中國民主問題的看法，他認為武力可以倒專制但不可以得共和，實現民主的歷史條件是社會的實業發達和教育普及，只有通過民間興辦實業、普及教育和培育中等階級，迂回漸進地為中國的民主化奠基。又如他畢生都在探索中國該如何向現代化邁進，但他又有對所謂現代性“相當清醒和深刻的反思”，他在東西文化論戰中寫的一些文章，如《迷亂之現代人心》，就是對現代性的反思，他的思路是，要克服現代化過程中的種種異化，還需從傳統文化中尋找支撐點。對於現在重新研究杜亞泉先生的思想，不知您的看法如何？ 　　湯： 當今學術界對杜亞泉的看法確有分歧。我認為，在1915年後，以杜亞泉為代表的《東方雜誌》和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青年》雜誌的爭論，應該被認為是表現了保守思潮與激進思潮之爭。當時，中國社會主要應是破除舊的已經僵化的保守思想，而杜亞泉提出“統整之說”，為了繼承傳統，要求紹述“周公之兼三王，孔子之集大成，孟子之拒邪說”的盛業，這不能不說是不利於中國社會前進的。從20世紀初葉到今天已經過去了近百年，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也許，如某些學者認為，杜亞泉先生的“調適”思想對今天的中國社會有一定意義。但我有個看法，研究某思想家的思想，應放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看它主要起的作用，至於在他的思想中也包含著某些合理因素，那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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