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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不改革的政治風險

http://www.CRNTT.com   2014-07-01 09:25:36

不過，事物都會有多個方面。反腐敗必然對改革產生一些“負面”影響。在各級幹部官員當中，現在有一些人心裡不定，擔心自己會不會出事情。於是，他們就採取“靜觀其變”的態度，“不動”比“動”要好。這很容易理解。改革就表明要“動”，而“動”必然會觸及到身邊的各種利益關係，那些利益受到改革影響的人會有抵觸，經常會去揭改革者的老底，也就是通常人們所說的“整材料”。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選擇了“不動”。 　　同時，在反腐敗的同時，各級政府也在建立一些預防腐敗的機制。反腐敗本身不是目標，目標在於建立清廉政府。如何建立清廉政府？總體上，一個普遍的共識就是通過把“把權力關在籠子裡”。為了建立清廉政府，一些省份率先進行制度改革試點。例如，個別省份就已經開始進行權力的“負面清單”，明確規定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幹部官員不能做什麼。例如規定，省主要領導人不管財政、人事、項目等等大權，因為從以往的經驗看，正是這些方面的大權沒有受到限制，導致了地方官員尤其是“一把手”的腐敗。 無所作為是最大的腐敗 　　這樣做具有足夠的政治理性。但是“負面清單”的做法和改革往往是相矛盾的。如果“負面清單”過長，領導人就不知道該做什麼了。改革是要辦事的，沒有人辦事，任何改革就不可能。實際上，主要領導人通過“不辦事”的方法來實現清廉，這又會是變相的腐敗，甚至是更大的腐敗。很簡單，主要領導崗位是中國政治生活中最為稀缺的資源，站在領導崗位而無所作為，就是最大的腐敗。再者，靠不辦事來求得清廉，並不算有本事，真正的本事就是又辦事，也清廉。 　　第四，“不改革”的風險也來自於改革的主體沒有明確起來。現在總的趨勢是，中央政府已經變成了改革的主體，而其他則是改革的對象。其實不然。單就經濟改革來說，中央政府是改革的頂層設計者，同時有很多領域的改革，中央政府也是改革的主體，例如財政、收稅、貨幣、土地政策等等。但在大部分領域，尤其是地方、企業和社會層面的改革，中央政府並非是改革的主體，改革的主體是地方、企業和社會。 　　現在中央政府動起來了，但地方、企業和社會仍然無動於衷。於是，有關方面在大力呼籲要宣講改革。不過，改革不需要做很多宣講，要很多宣講的改革就很難做好，甚至失敗。要宣講表明改革者並沒有找到改革的主體，或者並沒有為改革的主體找到足夠的動力。1980年代農村土地承包制的改革、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1990年代的國有企業民營化的改革，當時中央政府並沒有什麼宣講，地方、企業和社會各方面自己就早已經動起來了，中央政府只順勢推舟。如果改革具有足夠的自下而上的動力，中央政府就會處於一個比較主動的地位。 　　中央政府並非一定要接受各種自下而上的改革，而是可以根據國家和社會的長遠利益，或者接受和支持某一種改革，或者拒絕和否決某一種改革。但如果自上而下的改革遭到自下而上的抵制，中央政府就會處於一個比較被動的局面。不過，中國也有自上而下的集權式改革的成功經驗。最典型的就是1990年代的“分稅制”改革和中央銀行制度改革。照理說，這樣的改革很困難，因為要把財權和金融權從地方集中到中央來。但當時的改革者採用有效的策略，主要是政治權力、行政權力和利益重新分配之間的有效協調，結果也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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