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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樂濤:我們緣何誤讀香港

http://www.CRNTT.com   2013-07-04 09:50:40  


 
  一旦社會轉型成功,社會公正的症結得到解決,自由得以實現,“社會批判、人文關懷”就開始褪色,變得無的放矢,於是啟蒙模式就迅速失去魅力、失去市場。人們不再關心宏大的政治、歷史、文化敘事,而回歸私人生活,回歸小情小調,回歸市井,回歸雞湯。

  陳冠中在他的《盛世》中講的一個故事頗有意思:“我”是一個在大陸工作的台灣作家,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訪問了許多大陸老一輩文化名人,準備在台灣出一本大陸文化名人訪談錄。當時我認為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傳世之作,因為這些國寶級的老人都很老了,有的甚至已經過世了,我的這些珍貴訪談已成絕響,在台灣一定大賣。結果我的動作慢了一點,修改了幾遍,等書出版,“台灣氣氛已變”,台灣人不再關心大陸文化了,訪談集幾乎無人問津。接下來,又寫偵探推理小說,又寫人生哲理,又寫辦公室秘笈,最後寫了一本談EQ情商的書,終於大賣,榮登暢銷書作家行列。

  香港擁有健全的文化市場

  上世紀60-80年代,香港經濟騰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50年代嬰兒潮一代這時長大,“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得以形成,加上法制健全,文化上的自由放任政策,經濟成就帶來的自豪感,這一切最終促使“香港文化”在70年代成熟,並席捲整個華人世界,輸出全球,香港轉型成為一個發達的現代商業社會。

  顯然,這樣一個轉型過程並不需要知識分子引導的啟蒙運動,不需要知識分子的“社會批判、人文關懷”,只要有一種健全的“本土庶民意識”(黃霑語)就行了。所以,雖然從人口比例上看,香港知識分子、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並不少,但在迷戀啟蒙時代英雄主義的人看來,香港社會缺乏“人文精神”,香港文化太“市井”,不夠高貴,沒有“精神”,香港是“文化沙漠”。

  事實上,在一個轉型成功的現代商業社會中,啟蒙型知識分子必然會被邊緣化,這不是因為他們墮落了,也不是因為民眾墮落了,而是因為社會變得公正、自由了。

  在這樣的社會里,知識分子要想繼續站在聚光燈下,必須通過商業的渠道,在商業上走得通,如金庸,如林夕。而要在商業上取得成功,對知識分子的知識、才華的要求其實是很高的。如黃沾所說,有一些文化研究者對“另類”音樂獨具好感,覺得這更有文化,但實際上這些另類歌手很多人水平可疑,一旦和職業歌手相比,就會敗下陣來:“市場經濟,在很多層面上極公平。質高者勝,質素差的,如何分眾、另類,都難持久。”

  香港不是文化沙漠,而是一個競爭激烈而又頗為公平的文化市場。這樣的市場,不見得完美,可能會遺漏很多有價值的東西,但它相比知識分子立於潮頭浪尖的威權時代,肯定是一個進步。它其實就是啟蒙知識分子孜孜以求的明天。王小峰們最好早做準備,以免到時候過分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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