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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樂濤:我們緣何誤讀香港

http://www.CRNTT.com   2013-07-04 09:50:40  


 
  香港為何看起來沒有“文化”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綿延時間最長的農業文明。自1840年代以後,古老的中華文明開始痛苦的轉型。在21世紀初葉的今天,中國的兩個地區,香港和台灣,都建立起了現代法治體系,轉型為成熟的現代商業社會。

  兩者轉型的途徑卻截然不同。香港是被強加一套現代體制,經過一百多年,這套體制扎下根來,改變了社會,改變了每個人的精神心理面貌,重塑了文化。而台灣則是經過痛苦的自發改革,內生出一套現代體制。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結構與人們的精神氣質也逐步改變,終於在20世紀末實現蛻變。

  在台灣這樣的內生性的社會轉型過程中,知識分子主導的啟蒙運動往往起到重要作用。這樣的社會轉型,一開始就有具體的西方參照物。這樣的轉型目標,主要是知識分子發現的。他們積極宣傳、鼓吹,以這個目標為參照,抨擊現有體制,鼓動人民起來朝這個目標前進,於是引發了革命或改革。

  在某些知識分子們看來,社會存在種種問題,背後深層次的原因,廣大的普通民眾對此並不知情,也無力知情,因為他們缺乏知識,或受蒙蔽而麻木不仁,因而,知識分子就要喚醒他們、教育他們、引導他們成為具有現代意識的公民,並通過行動建成現代化的社會。

  在傳統朝代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威權政治時代,像民國時期與上世紀50-80年代末台灣蔣氏父子統治時期,是啟蒙知識分子大擅勝場的時期,是知識分子英雄輩出的年代,比如梁啟超,比如胡適、魯迅等新文化(300336,股吧)運動的旗手,比如殷海光、柏楊、李敖、龍應台,都被視為啟蒙知識分子。再比如,近些年被冠名以“公知”的一大群體,實際上也屬於啟蒙知識分子的範疇。

  啟蒙時代,知識分子振臂高呼、搖旌呐喊,擁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又是非商業的,是建立在精英階層的知識優越性與道德感召力之上的,甚至是建立在強烈的奉獻精神與犧牲精神之上的,所以十分動人。這也使得這樣的社會,雖然人們平均文化水平很低,但看起來充滿了人文精神,富有人文氣質,用王小峰的話說,這樣的社會是“有精神的”。

  比如在內地,經過30 多年的禁錮之後,80年代一開放,北京的搖滾樂迅速興起,崔健、唐朝等帶有強烈“社會批判、人文關懷”的音樂使那個年代看起來確實“有精神”,有文化。同樣在70、80年代的台灣,從侯德健、羅大佑、蘇芮等人的歌聲中,我們也聽到了強烈的知識分子氣質的“社會批判、人文關懷”。

  但說到底,“社會批判”之所以興盛、震撼人心,是因為社會上有太多悲慘的、不公正的現象需要批判;“人文關懷”的興盛也是因為社會上有太多不人道的現象需要人們去關懷。

  王小峰對大陸搖滾樂的推崇,對昔日台灣流行音樂的欣賞,對香港音樂的鄙視,對今日華語音樂的失望,他評判這一切的基點,始終是轉型時期的、前商業社會的的、啟蒙主義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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